辛亥革命彻底废除了帝制，建立了一个名义上的共和国，但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有效取代帝国统治的政府结构。

毛泽东反抗自己的父亲，邓小平却没有，他只是疏远父亲而已。邓榕回忆说，在后来的岁月里，爸爸从来不提他自己的父亲（他死于1936年）。

他在1926年8月12日的课堂作业中写道：“集中的权力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从上级命令是绝对必要的。允许多少民主，要视周围的环境变化而定。”

小平发现，这一段退出日常政治的在野岁月使他能够对国家的重大和长远目标形成清晰的认识。倘若邓小平没有对中国需要进行的改革的性质以及如何加以落实做过长期思考，很难想象他在1977年以后能够采取那些熟练而有力的措施。毛泽东曾经利用他在延安那段被封锁隔绝的时间思考中共夺取政权后全国的整体战略，邓小平也利用了他在江西的时光，思考着他所要进行的改革的大方向。不过，毛在延安时每天都与他的同志和助手讨论，著书立说，邓小平在江西时却只能独自一人思考，他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

“铁路一通，就会暴露出冶金、电力、各行各业的问题。各部都要自己打算打算，怎样工作，解决老大难。下一步的中心是要解决钢的问题。”

不管是哪一级的领导，不能总是怕这怕那。现在，干部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字当头，不敢摸老虎屁股。我们一定支持你们。

从整体上说，邓小平强调发展科技、改进企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的重要性。他要求制定新的规章制度，更好地落实措施和组织纪律。他还支持向从事艰苦和危险行业的劳动者支付额外报酬。

对于这种淡化周恩来去世的做法，很多人感到愤愤不平，不仅是因为没有为受到他们崇敬的人举行适当的悼念会，还因为这暗示着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对手在政治上占了上风，他们将实行与周恩来背道而驰的政策。

追悼会过后，按周恩来遗孀邓颖超的请求，由她陪伴周恩来的骨灰前往机场。在那里，工人将骨灰送上一架飞机，从空中撒向他奉献了一生的中国大地。

也许对于毛泽东来说，最重要的是华国锋是“文革”的受益者，因此可以确信他不会否定“文革”。与邓小平不同，华国锋没有自己的势力基础，他能掌握领导权全凭毛泽东拔擢。所以毛可以放心，他会维护毛的威望和遗志。

这次人民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比我见过的任何国家葬礼都要感人。这种政治示威与我在中国见过的任何事情大相径庭。……大批人群的行动是发自于信念……表达着多年来暗流涌动的思想感情。这是……对周恩来去世后所受待遇的愤怒，是对中国未来的忧虑，是对那些肯定会惩罚示威者的人的蔑视。

清楚她来历的有教养的人，私下嘲笑她是一个专门和上层人物打交道的荡妇和不正当地发了迹的二流戏子。她缺少那种自然而然获得权力的人所具有的自信和风度，表现出急于登上高位者的傲慢。即使为她工作的人也认为，她蛮横无理，从来不体贴别人。她对1940年代以来一直躲着她的那些党内老干部恨之入骨。通过为毛泽东办事，她得到了反击的权力，这很容易在中国为千夫所指。

江青从未培养出政治眼光、组织才能或与其他掌权者积极合作的能力，而这都是真正的权力角逐者不可或缺的品质。她干了太多过河拆桥的事，迫害了太多高层干部，疏远了太多同僚。

“四人帮”的覆灭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种想通过不断革命和阶级斗争去改造世界的希望的破灭。中国人在这种局势的转折中表现出的兴奋和释然，后来将会变成支持改革开放务实政策的深厚基础。

他的权威不是来自他的官方职位，而是源于他在领导革命取得军事胜利上的非凡成就，源于他对权力纯熟的使用、恢弘的想象以及借助于纪律严明的党和受到控制的宣传工具在人们心中激起的希望和敬畏。

在1949年中共掌权之前，毛泽东和他的同事已经花了20多年时间筹划掌权之后应该做什么，华国锋却几乎没有准备的时间。过去白手起家创建国家和制定政策的革命家有宽广的视野，为华国锋和他这一代人所不能及，因为他们的成长过程是学习如何贯彻而不是制定大政方针。

邓力群带来了邓小平写作班子前负责人胡乔木的一封检讨信，胡为自己参与批邓表示道歉。邓小平没有看那封信，而是让邓力群把它退了回去。他说，胡乔木的批评我不介意，胡乔木只是讲了一些套话，这可以理解，没有必要为这种装样子的事道歉。

通常，如此重要的政治声明必须得到政治局的批准。但是这3位大胆的主编觉察到正在变化的政治气氛，未经上面允许就冒险采取了行动。胡耀邦责怪他们3人不但不告诉政治局，甚至没有事先跟他打招呼。曾涛回答说，他们认为假如请示胡耀邦，他就要为这个决定承担重大责任。那还不如让他们来承担责任，先把它发表出来再说。

邓小平在讲话中并没有提出新的政策，因为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人手做这样的准备。他向齐聚一堂的中共领导干部概述了他在新时代的思路。讲话反映着他对自己当时苦苦思索的一些大问题的想法：如何鼓励新思想，同时尽量减少保守派干部的抵制；如何既尊重毛泽东，又要摆脱他的路线；如何既保持乐观，又要避免以后的失望；如何既维护稳定，又开放经济；如何既给予地方干部灵活空间，又能维护国家的发展重点。

在他为了与讲稿起草人第一次见面而准备的提纲中，邓小平列出了7个主题：（1）解放思想；（2）发扬党内民主，加强法制；（3）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4）克服严重的官僚主义；（5）允许一些地方和部分企业先富起来；（6）在经营管理上“加强责任制”；（7）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邓小平无论在当时还是任何时候，都没有提倡过不受限制的言论自由。事实上，当人们开始在离天安门不远的地方把自己的观点张贴到墙上几天之后，邓小平就在11月29日表示，“民主墙”上张贴的一些言论是错误的。

中国的两次大灾难——“大跃进”和“文革”，是由于制度造成的，这种制度允许一人统治，容不下不同的声音。因此中国需要建立法制，这样的话一个人不管能力有多大，都不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法制一开始可能不健全、不完善，但可以逐步使其变得公正合理。

对参与过打砸抢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绝不能重用。但是，对犯过错误但做了真诚检讨的人，要给他们机会。然而，邓小平也特别提到一点：党对那些今后再犯错误的人将更加严厉。

对于1978年领导国家的人来说，邓小平这些思想代表着从根本上摆脱毛泽东时代。与会者有理由期待，那个由大规模群众运动、阶级斗争、僵化的意识形态、英雄崇拜、高度集体化和全面计划经济所构成的时代终于结束了，中国开始进入可控状态。

从1978年12月的三中全会到1979年12月，当邓小平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开始架空华国锋时，他和华国锋在公开场合的发言中谈起对方时相互都很尊重。他们都想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使中国变得强盛，也都愿意采取务实灵活的作风。

这些大字报不只让邓小平头痛，还迫使他处理一个在他担任头号领导人期间始终纠缠着他的问题：应当允许多大程度的自由？党和政府应当在哪里并且以何种方式为异见的公开表达划定界限？

“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一场“反文化的革命”，它攻击了旧文化，却并没有创造出新文化。

实际上，在后毛泽东时代冲击言论边界的人，通常都是勇敢的年轻人、党员和老干部，或是有当权的亲朋好友能够为他们提供保护的人。

尽管如此，这两个场合也有着共同的基础：即一种发自内心的愿望，要为新时期营造更加开放的思想气氛。这两个场合之间也存在着某种联系。

在这篇重要讲话中，邓小平阐明了不容挑战的四项基本原则，在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事情之间划定了界限。写作不能挑战以下四点：（1）社会主义道路；（2）无产阶级专政；（3）共产党的领导；（4）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民主墙”和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泛滥的批评，能帮助邓小平弱化对毛泽东正统思想的坚持，不再死板地解释毛泽东说过的每一句话，为批评党在过去20年的错误创造了空间。但是，邓小平仍不想让自己以批毛者的面目出现，他仍要在公众面前维护毛泽东的伟大形象。

毛泽东对中国怀有过于宏大的、超越了现实国情国力的构想。邓小平与毛不同，他一向很现实，承认中国的弱点和落后。但是他也具备基本的自信：他知道自己代表着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它有着悠久而伟大的文明史；他的力量不但来自他个人战胜重重挑战而取得成功的经历，也来自于他对国内和国际事务的全面了解。和苏联的一些领导不同，他无意讨好洋人。无论洋人如何摆出泰山压顶的气势，他从不自觉矮半截。相反，他在与外国领导人打交道时，把他们视为解决问题的伙伴，很快就直奔主题。由于没有心理负担，他便能既不畏强也不凌弱地坚决抵制他认为不符合中国利益的外来压力。

邓小平参观了生产线，听人介绍说每个工人一年平均生产94辆汽车，邓小平说，这要比中国排名第一的长春汽车厂多出93辆。

当有记者提出钓鱼岛归属的问题时，气氛骤然紧张，然而邓小平回答说，中日两国看法不同，对钓鱼岛的称呼也不同，不妨先把问题放一放，把它留给后人，他们会比今天的人更聪明，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一个共产党领导人首次举行记者招待会，为何能取得这样的成功？部分答案是，邓小平具备在国内向不同的人解释政策的长期经验。但是他的成功也来自于他对日本国情和观点的了解、谈到中国政策时的自信、承认中国有问题时的坦率态度、对日本的明显善意、轻松风趣的语言。此外，出席记者招待会的人普遍认为，邓小平对日本的访问标志着一个历史性时刻。日本为它所造成的可怕悲剧道了歉，并立誓帮助中国的现代化，日本人希望这次访问能开创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的新纪元。

他充满好奇和热情，但并没有对他看到的日本新技术一味说奉承话。如果过于谦恭的话，他可能会受到“崇洋媚外”的指责，因此他得把握好分寸。在邓访日期间当记者问邓小平对新干线列车有什么看法时，他给出了完美的回答：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快，真快！”——他既承认外国技术的价值，又没有伤害中国人的自尊。

国家科学基金会会长理查·阿特金森（Richard Atkinson）问邓小平，他是否担心中国留学生叛逃。邓小平回答说，他不担心这种事。他说，中国学生不同于俄国学生，他们忠于自己的国家，即使去国外留学后没有马上回国的人，从长远来看仍是中国的一笔财富。

邓小平……走到围栏前……一个姑娘骑着马飞奔而至，把自己的宽边呢帽递给了邓小平，口哨和欢呼声在人群中响成一片。他们高兴地看到，邓小平像表演一样把他的新帽子戴在头上。他用这个简单的动作，不仅结束了中美两国30年的怨恨，也给了他的人民某种许可，让他们和他一起接纳美国的生活和文化……消除中国对西方根深蒂固的抵制。”

“我们在1957年不谨慎了……在1958年违背了深入调查研究、一切新事物都要先试验后推广的原则。”关于“文革”，他说，“我们没有能够始终遵循前17年中所确立的正确方针……这使得我们后来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使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没有能够避免，而且犯得更严重了。”

邓小平的作息很有规律。他8点用早餐，9点到办公室。妻子卓琳和秘书王瑞林为他准备好要阅读的材料，包括大约15份报纸、从外国媒体翻译的参考资料、一大堆来自各部委和各省党委书记的报告、新华社搜集的内部报道以及送交他批准的文件草稿。为了解最新动向，邓小平主要依靠书记处和中共中央办公厅整理的情况汇总。邓小平阅读时不做笔记。文件在上午10点前送达他的办公室，他当天就会批复。他不在办公室留下片纸，那里总是干净整洁。

邓小平通常在家里和家人一起用餐，晚饭后他一般会放松下来，和孩子们一起看看电视。他关注新闻，对体育也有兴趣，每周会有一两次请人来他家打桥牌。但是他与牌友、甚至与家人都不怎么闲聊。邓小平有“不爱说话”的名声，即便是在家里。邓小平晚年时尤其注意保存体力，而会见外人时，人们则看到他机警、活泼，甚至热烈。

邓小平的家人觉得他亲切宽厚、言谈风趣，但在家人之外，他不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同事和其他人都对他敬重有加，却不像对胡耀邦或当年对周恩来那样爱戴他。他们知道，在紧要关头，邓小平会做他认为最有利于国家的事，未必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于自己的手下人。实际上，有些人觉得与周恩来和胡耀邦相比，邓小平待人就像对待工具，视其是否有用。邓小平16岁离开家乡后再没有回去过，他以此清楚地表明，他要报效的是整个国家，而不是任何地域、派别或朋友。他既不心机复杂，也不怀恨报复，尽管也有极少的例外。下属认为他是一个严厉、急切、要求高但讲道理的监工，他们怀着敬畏与他保持距离。他是献身于事业的同志，不是可以违背组织的需要的仗义朋友。作为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行为一贯、统制方式始终如一。

言行要有权威性。邓小平当过十多年严厉的军事领导人，他懂得如何让风趣的谈话也能透出威严。做重要讲话之前，他会和其他重要领导人及正统思想的捍卫者一起为讲稿把关，使他确信自己的讲话是在传达党的声音。

决定一旦宣布，邓小平不会承认错误、削弱自己的权威。在外国客人面前他可以很放松，但在党内他绝不会轻易拿自己的权威冒险，他这样做的时候，会表现得十分坚定。

根据长远目标做出短期决策。邓小平在1978年成为头号领导人时已经70多岁了。他经历过无数变故，他领导的国家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他自然会对国力的盛衰持一种长远眼光。邓小平上台后，不必面对短期选举，因此他能着眼于长远目标，例如从1980年到2000年让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或在21世纪中叶使中国成为小康社会。他也能为香港和台湾提供回归之后实行一国两制、至少50年不变的政策。在考虑制定年度或五年计划时，邓小平也把它们放在长期目标的视野之内。

做事果敢。用中国人的说法，邓小平能做到“举重若轻”。陈云和在军队中与邓小平共事13年的刘伯承相似，以办事慎重而闻名，属于“举轻若重”的人。陈云注重细节，尤其是在经济问题上，比邓小平要细心得多。但是在邓小平看来，想在打仗之前搜集到敌方全部情报的指挥官难免要贻误战机。邓小平确实用很多时间分析自己的决定的潜在后果，但在重大问题上，他往往愿意在摸清全部事实之前就大胆推进。

一个大胆的当地干部说，边界这边的广东人没白没黑地干活仍然吃不饱，逃到香港后用不了一年，就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习仲勋当即宣布开除这个干部。这人回答说，不必了，他已经辞职了。

根据1982年1月的一份文件，涉及3000万元以上的轻工业项目和5000万元以上的重工业项目，广东必须报送北京批准。由于突破额度而受到北京指责时，任仲夷会巧妙地规避，说那不是一个项目，而是恰好相互关联的若干个项目，而每个项目都在上限以内。任仲夷的部下喜欢他为广东发展与制度斡旋的热忱以及他敢于为他们撑腰的勇气。其实任仲夷自己就曾说过，他在广东的任务是做一个变压器，电流（广东的政策资源）来自北京，他要使其符合当地需要。广东干部的说法则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人愿意放下架子，承认自身的落后，不断向外国学习他们所能学到的一切。

1979年1月，邓小平在成为头号领导人不久后便宣布，中国对台湾和香港拥有主权和最终控制权，但允许这些地方享有高度自治。这一政策的基本思想是由周恩来提出的，但在邓小平当政的1982年得到了深入而系统的阐述，正式成为“一国两制”的政策。

与其他中国官员一样，邓小平也担心从1979年到1997年这段时间里英国有可能留下“一些毒丸”，使中国在1997年恢复行使主权后的统治问题变得复杂化。英国有可能让英国公司参与大型公共项目，花光香港的资产，使政府债台高筑。港英政府有可能大量批租土地，不给中国人在1997年之后留下多少收入来源。港英政府还可能为政府官员加薪，使中国在1997年之后难以平衡预算。当时，邓小平还没有预见到他和其他干部后来才意识到的另一枚毒丸：用“民主”改革削弱政府的权力。

中国将在1997年后收回香港，但是不必为此担心，一切都会保持原样。“1997之后会是什么”这个谜语在当时的港人中间不胫而走，谜底只不过是“1998”。

1997年以后仍会允许香港人骂共产党，但是假如把言论变成行动，打着民主的旗号跟大陆对抗，北京就不得不进行干预。不过只有在发生严重骚乱时才会动用军队。

胡耀邦花了一周时间了解情况并与当地干部座谈后，在一个5000人大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与会者多数为藏族干部。他在题为《努力建设团结、繁荣、文明的新西藏》的讲话中说，“我们的党让西藏人民受苦了。我们十分难过……西藏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显著改善，我们难辞其咎。”

1980年8月18日，一个中国公民对中共干部做出了严辞批评，堪称邓小平时代最辛辣、最全面的批评之一。他指责他们“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个公民是谁？邓小平。他和毛泽东一样，也希望确保中共干部一如既往地得到人民的支持。

12月18日，示威蔓延到上海，江泽民市长出现在大批学生面前。他一开口讲话就有学生发出质问，还有些学生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于是他停下讲话，请学生中间的一些人上台陈述自己的观点。学生讲出自己的观点后，江泽民说，同学们对西方和中国的差别缺乏足够的了解，你们对西方民主的了解都是通过翻译过来的东西，你们应当直接从外文材料去更多地了解民主。然后他用英语背诵了一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这让很多学生大为折服。

中共老一代领导人在1949年以前参加的学生运动，有着良好的组织、经过周密思考的计划和纲领，到1949年时学生领袖们已经共同奋斗了多年。1960年代后期的学生有参加红卫兵的经历。但是1989年聚集成群的学生没有任何组织经验。能言善辩的演说家可以脱颖而出成为领袖，但他们缺少组织、纲领和确保服从的程序，因而没有代表其他学生与政治领导人进行谈判的基础。

4月18日一大早，数百名学生穿过天安门广场来到人民大会堂，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几条要求，包括要求更多的民主自由，停止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推翻1986年惩罚抗议者的决定，公开领导人及其子女的资产。

听过其他人的意见后，邓小平说，解决全国的问题，必须先从北京开始，因为首都的任何骚乱都会影响全国。他们必须立场坚定。例如匈牙利的国家领导人做出的让步只会导致更多的要求。假如中国领导人也做出让步，中国就完了。邓小平又说，上海的江泽民在1986年采取果断的自上而下的措施关闭了不听指示的《世界经济导报》（有助于平息那里的学生示威），成功恢复了秩序。邓小平相信，现在也需要这样的果断措施。但是邓小平认为，现在北京的警察已不足以恢复秩序，需要动用军队。

只有赵紫阳明确反对。赵紫阳发言时，有人提醒他少数要服从多数领导。赵紫阳回答说，作为党员他接受，但他仍要保留个人意见。

会议一结束，赵紫阳就请他的助手鲍彤为他准备一份辞职信。赵紫阳知道，这一决定意味着他官场生涯的结束。

赵紫阳在会上宣布，他不能执行戒严决定。

次日上午凌晨5点，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表达了他对学生的关切。赵紫阳拿着手提扩音器说：“我们来得太晚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他说，他也年轻过，也参加过游行，并不想后果会怎样。但他劝说学生放弃绝食，爱惜身体，以便积极参加“四化”建设。这是赵紫阳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外国记者看到人群涌上街头，第二天凌晨4点半，被学生控制的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喇叭兴高采烈地宣布，各个方向的部队都已被堵住，无法到达广场。广场上的示威者欢呼雀跃。

然而开始撤离时却发生了混乱。有些市民认为军队只是想换一条路线进入市中心，因此继续阻止他们移动。不过到5月24日时，部队都已撤到市郊驻扎下来。戒严令并没有被正式取消，但是随着部队的离去，示威群众开始庆贺胜利。

5月29日晚，面对着毛泽东的画像，竖起了仿照美国自由女神制作的“民主女神”大型雕像。

消息很难控制，因为学生本身就不团结。学生们无法就行动达成一致。为了取得最低限度的团结，仍留在广场的学生接受了如下誓言：“我愿用我全部的生命和忠诚，誓死保卫天安门，保卫首都北京，保卫共和国。”

“即使为了控制骚乱而在6月3日清空街道，也极有可能无法结束抗议运动……抗议者只会暂时撤退，然后又会积蓄起更大的力量……6月4日动用武力，确实立刻一劳永逸地结束了这场运动。”很多观察者看到5月底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少，认为不使用暴力清空广场也是可能的。但中央领导层不仅担心广场上的学生，而且担心国家权威的普遍弱化，他们断定为了恢复政府的权威，必须采取强硬行动。

那么，中国的学生为何不同于苏联和东欧的抗议者，在6月4日之后不再举行抗议活动了呢？很多学生逐渐相信，只有通过缓慢地建立基础，通过改善更多人的经济生活，通过加深人们对公共事务的理解，逐渐形成对民主和自由的经验，才能取得进步。甚至很多不是党员的学生也承认，领导人面临着国家失控的危险，只有共产党才能维持促进经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稳定。很多人相信，尽管有腐败和自私的干部，但改革开放政策，以及它所带来的人民生活的改善，使延续共产党的领导要比其他选择更可取。他们希望，几十年的稳定和经济发展，能为自由社会形成一个更牢固的基础。同时，绝大多数学生运动的参与者都放弃了集体行动，一心追求自己的前程。

李洁明说，布什和邓小平“在70年代建立了一种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部分原因是他们都预感到对方将是他们各自国家未来的领导人”

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也不等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按照邓小平的遗愿，他的眼角膜被捐出供眼科研究，内脏被捐出供医学研究，遗体被火化，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1997年3月2日，他的骨灰被撒入大海。

邓小平于1992年退出政治舞台时，完成了一项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他和同事们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也引领了中国的根本转型，不论在它与世界的关系方面，还是它本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在邓小平领导下出现的这种结构性转变，确实可以称为自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形成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

这种转型发生在一个过渡时期，当时这位最高领导人被赋予相当大的自由去引导政治过程，并拥有最终决定权，所以这一转型也是由邓小平这位领导者个人塑造的。当然，这一巨变的思想基础来自很多人，而且没有人完全预见到了事情将如何展开。我认为，邓小平也不是手持伟大蓝图、主宰着变革的设计师；事实上，这个变革的时代并没有清晰、完整、现成的设计。

邓小平是为转型过程提供全面领导的总经理。他把各种想法进行梳理和总结，用他的团队和群众所能接受的步调和方式展示给他们。他在最高层提供稳定的领导，使人们能够在经历巨变时保持信心。他的工作是选拔和指导一个团队，让他们齐心协力开创并落实各项改革。他是解决难题的人，努力找出有利于国内外相关各方的解决方案。他帮助培育起强有力的统治结构，使之得以在中国人努力适应迅速变化的新环境时保持控制。他在确定问题的轻重缓急、制定实现最重要目标的战略过程中发挥着领导作用。他向民众解释政策，以直白的方式讲明他们面对的整体形势和需要采取的具体措施。如果出现争议，他是做出最终决定的人，并尽量将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的分歧最小化。

在邓小平谢幕之后长大的人，都很难体会邓小平踏上这个旅程时面对的是多么严重的问题：一个把全然不同的新思维拒之门外的国家；“文革”中受迫害者和迫害者之间的深刻裂痕；军队干部对裁军和减少军费的抵制；民众对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家的敌视；城乡社会保守的结构；城市居民对接受两亿农民工的抗拒；以及因一些人依然穷困而另一些人先富起来所引发的纷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