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地图？”我问。

“嗯。大学毕业，去国土地理院，绘地、地、地图。”

于是我不禁感叹，世上果真有多种多样的希望！而在此以前我从未想过绘地图的究竟是怎样一些人，他们怀有怎样的动机。

但每当他暂时离开只剩下两个人时，我和直子还是谈不上三言两语。双方都不晓得从何谈起，实际上我同直子之间也没任何共同语言。所以，我们只好一声不吭地喝水，或者摆弄桌面上的东西，等待他的转来。他一折回，谈话便随之开始。

高中毕业后来到东京，我要做的仅有一件事，那就是对任何事物都不想得过于深刻。什么敷有绿绒垫的桌球台呀，红色的N360车呀，课桌上的白花呀，我决定一古脑儿把它们丢到脑后。还有火葬场高大烟囱中腾起的烟，警察署问询室中呆头呆脑的镇纸，也统统一扫而光。起始几天，进行得似乎还算顺利。但不管我怎么努力忘却，仍有恍如一团薄雾状的东西残留不走，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雾团状的东西开始以清楚而简练的轮廓呈现出来。那轮廓我可以诉诸语言，就是：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若问自己现在所做何事，将来欲有何为，我都如坠云雾。大学课堂上，读克洛岱尔，读拉辛，读爱森斯坦，但我只是觉得他们是舞文高手，如此而已。班里边，我没结交一个朋友，宿舍里的交往也是不咸不淡的。宿舍那伙人见我总是一个人看书，便认定我想当作家。其实我并不特别想当作家，什么都不想当。

我一边注视着沉默的空间里闪闪浮动的光粒子，一边力图确定心的坐标。我是在某人身上追求什么，这点毫无疑问，然而再远一点的事我却无从知晓。我向前探出手去，但指尖前只有空气那无形的墙壁。

时值六月，直子满二十岁，对直子的二十岁，我竟有些不可思议。我也好直子也好，总以为应该还是在十八与十九之间徘徊才是。十八之后是十九，十九之前是十八——如此固然明白。但她终究二十岁了，转年冬天我也将二十岁，唯独死者永远十七。

随后，我几乎下意识地搂过她的身体，她在我怀中闷声哭泣，泪水和呼出的热气弄湿了我的衬衣。直子的十指在我背上摸来摸去，仿佛在搜寻什么。我左手支撑直子的身体，右手抚摸着她直而柔软的秀发，如此长久地等待直子止住哭泣。然而她哭个不停。

地板和昨晚一个样，桌上剩有一半变形的生日蛋糕，就好像时间在这里突然停止了似的。书桌上放着辞典和法语动词表，桌前墙壁上贴着年历。那是一张既无摄影又无绘画的年历，只有数字，一片洁白，没写字，也没有记号。

如果我们能再一次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上相见，我想那时候我们大概就可以畅所欲言了。

风声要比平时更清晰地传来耳畔。尽管风并不大，从我身旁掠过时却留下了鲜明得不可思议的轨迹。夜幕从容而缓慢地遮蔽了地面。无论都市的灯光如何炫耀其本身的存在，夜幕照样不客气地扩充着自己的领地。

每天早上我仍在五处仓房前跑步。我家周围的仓房依然一个也没被烧掉，也没听说哪里仓房给烧了。又一个十二月转来，冬鸟从头顶掠过，我的年龄继续递增。

夜色昏黑中，我不时考虑将被烧毁的仓房。

早晨静静的天光和无声无息的性行为预感像往常那样支配着博物馆的空气，一如融化了的杏仁巧克力。

有人站在门口。但那怎么都无谓了，门口的情况也好什么也好我根本不予理会。因为，一旦我开始考虑性的事，我们便总是在冬季的博物馆里如孤儿蜷作一团一般寻求温暖。奶锅在厨房里，饼干盒在抽屉里，我在冬季的博物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