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三期时，二里头也进入了古国盛极而衰的节点：统治者豪奢营建，底层人群极度贫困，劳役无休，对立情绪终将引爆。恰在此时，成熟的青铜技术让二里头得以续命，社会上层继续维持其统治。

有些甲骨文字显示的，则是先商人的水上生活：由部首“舟”构成的字就特别多，而且很多是常用字，只是在后世的字形演变中，很多“舟”旁发生了改变，现代人已经看不出和舟船的关系。比如，常用的“受”字（这也是末代商王纣的名字），甲骨文写作，字形是两只手在交接一条舟船，意思是“接受”。在后世，“舟”部则变成了“又”部，甲骨文的含义也就丢失了。

在古史中，夏和商经常被相提并论，但从考古来看，它们几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体。

吉迪的“早期王权倾向乞灵于人祭”的结论，虽符合大多数“早期国家”的特征，但也难免有例外。比如一度非常辉煌的“良渚古国”就并未发现人祭遗存，反倒是解体之后，人祭才在良渚文化的局部地区多了起来。龙山时代，陶寺和石峁这两个古国几乎同时并存，石峁的人祭很密集，陶寺则比较稀少，但后来却还是同步解体，也就是说，人祭宗教并没有能够保障石峁的持续繁荣。在当时的华北，像石峁这种热衷人祭的早期古国要占多数，但都没有逃脱衰亡的命运。

夏朝—二里头古国的人祭遗存也不太多，而且王室的人祭行为还要比民间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商朝初期，直到又过了近一百年，人祭行为才出现爆发式增长。

总之，从新石器晚期到商代，人祭是比较普遍的文化形态；这方面的特例，是长江中游地区。

过度扩张给早商带来了荣耀，但更有隐患和教训。后来的商王逐渐开始考虑如何让商人免受异族文化的侵蚀，避免早商王朝的覆辙，而这奠定了晚商（殷商）时代的基调。

这些墓葬很简单，多数死者有木棺材，几乎看不出贫富差异：前期墓葬几乎没有随葬品；后期平均每座墓有一件，基本都是煮饭的陶鬲。可见，碾子坡—周族几乎没有产生贫富分化。均等并不意味着贫穷，从遗址的家畜骨头看，碾子坡人的肉食摄入量远超任何已发现的古代农业聚落，他们甚至都懒得去射猎和捕鱼。

他原名应该叫邑。“伯”，表示他是嫡长子，这是周人的家族排行用语（伯仲叔季）；“考”，意为父亲，但伯邑考没有后嗣，实是后世周王室祭祀时对他的尊称。从这个不同寻常的称呼也可以看出来，他本应是周昌的继承人。

在史书和文献里，周人的这段历史被抹去了，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和这段历史一起被遗忘的，是商朝的鬼神血祭文化。自周朝建立，人们的记忆里便再也没有了那个血腥、恐怖而漫长的年代，“历史”成为一连串古代圣王哺育和教化群氓的温情往事。

兑卦九二爻曰：“孚兑，吉，悔亡。”“兑”，即“悦”，开心。这是说，在殷都的日子里，有些俘虏似乎看到某些生机，变得乐观了起来。但到九五爻，就是“孚于剥，有厉”，被剥皮，惨叫。

按文王《易经》的“颠倒成对”原则，世间一切既有的事实都能用相反的方式再现一遍。商族曾经很弱小，就像爻辞里的“丧牛于易”，但他们后来却建立了强大的商朝；然而，这个过程同样是可逆的，目前强大的商朝也终将灭亡。

这种思维方式可谓石破天惊。当时的人还没有走出神权时代，普遍认为世间一切都被天界的鬼神主宰：商王家族世代向上帝和诸神献祭，从而得到天界的福佑，因此和商朝作对，就意味着违反鬼神世界的意志，不可能成功。

然而在羑里的地牢里，周昌的身体虽无法逃离，但他推演的六十四卦组对原则却自行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这便是：“翦商”是有可能的。

虽然当初，是上帝指示和支持商人灭夏建商的，但上帝的心意也是可以更改的，它不可能永远充当商人的守护神，周族也可以获得上帝的垂青，并在它的保佑之下灭掉商朝，取而代之。

在当时，这个想法实在是大逆不道，文王更不敢明白地将其写出来，哪怕当他获释回到周邦之后，也要秘而不宣，故而《易经》中的多数内容只能用含糊其辞的隐语来表达。

来看坤卦六三爻：

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六三爻的第一句是“含章可贞”，这“含章”二字，历来没有合理的解释。高亨认为，“含”为“戡”之借字，“章”为“商”之借字，“含章”就是“戡商”，也就是“翦商”。所以坤卦六三爻的意思是，翦商之事是可以占算的；如果继续忠于商王，不会有成果，会有终结。

在殷都存世的二百多年间，商人族邑的人祭、人奠基和人殉坑越来越多。对商人来说，在聚会典礼上杀戮异族，不仅仅是给诸神奉献祭礼，也是让围观者获得精神刺激和满足的“盛宴”。比如，多处人祭坑留有蓄意虐杀的迹象，尤其当人牲数量不足，献祭者还会尽量延缓人牲的死亡，任凭被剁去肢体的人牲尽量地挣扎、哀嚎或咒骂。这种心态，跟观看古罗马的角斗士表演有相似之处。

同样，对于甲骨卜辞，无论殷墟的还是周原的，我们或许能够识别出多数常用字，甚至能够大体判断每个句子的意思，但无法确知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为什么要那么想。毕竟，我们很难有设身处地的感受和理解。

在那个时代，人们制造鬼神，被鬼神主宰拨弄，但又逐渐心有不甘。这已不全然是神话时代，已经具有“文明”的一切要素，虽然这“文明”仍在血污与恐怖中挣扎。

据说费氏的祖先是“鸟俗氏”，有位祖先“鸟身人言”，显然是夷人崇拜鸟的表现，说明和商人文化同源。到西周时，恶来后裔家族被周朝多次迁徙，最终定居陇西，繁衍出了后来的秦族和秦国。

周文化和商文化很不同，族群性格也差别很大。商人直率冲动，思维灵活跳跃，有强者的自信和麻木；周人则隐忍含蓄，对外界更加关注和警觉，总担心尚未出现的危机和忧患。这是他们作为西陲小邦的生存之道。而在阴谋翦商的十余年里，这种个性更是表现得无以复加。

综上，商纣末年，殷都贵族们已经处于一种难以置信的恐怖之中，因为即便在以鬼神血祭为常态的商文化里，也少有纣王这种热衷用显贵献祭的做法。可能这才是商朝失控和灭亡的直接原因，周人的威胁原本不值一提。

当淡淡的阳光穿透晨雾洒向原野间的纵横尸骸，近六百年的商王朝已经终结。太公则在那个黎明变成一只鹰盘旋在牧野上空，而积云散去的清晨，自此被周人称作“清明”。

纣王焚身而死，后世人大都将其理解为一种走投无路的自绝。其实，按照商人的宗教理念，这是一场最高级的献祭——王把自己奉献给了上帝和祖宗诸神。商朝开国之王成汤（天乙）曾经试图这样做，而商纣王则首次实践了它。

所以，真实的周公，个性颇为复杂。其一，他经历过商朝统治和商周易代，深刻了解商人的文化和个性，能在殷都存活下来，自然有世俗的生存智慧。其二，过于惨痛的经历也让他对上帝等宗教理念非常警觉，敬而远之，而对“德”则有着近乎“病态”的追求。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新兴的周文化，是西土周族传统文化和商文化的融合：一，它继承了商人的文字体系，但部分语言习惯来自周族；二，它继承了商人的“上帝”观念，但又逐渐将其淡化为含义模糊的“天”；三，它严厉禁止商人的人祭宗教，拉远人和神界的距离，拒绝诸神直接干预人间事务；四，周人谨慎，谦恭，重集体，富于忧患意识，这些都成了新华夏族的样板品格。

周公的“改制”恭敬地解除了上帝和诸神对世间的掌控，把他们奉送到距离尘世极为遥远的彼岸世界。诸神远行似乎也带走了一切奇伟莫测，留给人间的只有平庸的平和，以及残留着种种传说的巨大废墟。不过，诸神及其神迹并未消失，只是它们不再返回东亚，而在此后的美洲大陆上，玛雅和阿兹特克等文明将相继繁荣，且伴随着盛大的人祭仪式以及精美的图画文字、石雕和巍峨的金字塔神庙。

商文明很复杂，有着残酷、奔放、奇幻和科技理性等诸多层面，以及那些我们已经无法认知的部分。只是早在三千年前，它们就已经被彻底忘却。

使华夏文明突然转向的根源，是周公一代人无法言说的恐惧，就像武王周发的惊梦。他们可能都在殷都生活过，不仅目睹了商人的血腥献祭，甚至兄长伯邑考的惨死。恐惧使武王更加依赖人祭宗教，而周公则极端憎恨人祭宗教，势必将其彻底灭绝。这是兄弟二人截然不同的解脱路径。

天命的观念在后来的中国一直存在，但人们已经忘记了它的缘起。“天”无形无像，无言无行，不容易被赋予拟人化的个性。在《诗经》里，上帝曾频频给文王下达命令，如命令文王攻打崇国，武王灭商据说也是来自上帝的意旨，但后世周王已经无法接收神界的具体指示，所以改称为“天命”后，它变成了一种更为抽象的、近乎隐喻的道德规训。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

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

因为周公掐断了神对人间的直接干预，这意味着华夏世界不会再有主导性宗教，以神的名义颁布的道德律条（如摩西十诫、佛家五戒）也无从产生，所以周人必须另行寻找一套用于世俗生活的道德原则。这种世俗道德的原理，是“推己及人”，也就是把自己放在他人的位置上考虑，从而决定自己对待他人的方式。

概而言之，周公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神权退场，这让中国的文化过于“早熟”；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贵族退场，这让中国的政治过于“早熟”。

如果说有什么宏观的感受，那就是：我觉得中国文明的重要特点是体量太大，这是黄河、长江流域及周边的宜农地理环境决定的；但地理也决定了古中国比较封闭，和其他文明的交流不那么便捷，缺少参照物，独自“摸黑走路”的过程有点漫长。换句话说，要想从那个时代走出来，主要靠文明内部的自我调节的话，付出的代价会格外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