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小说已经近三十年了，别误会，我不想喟叹。我只是清楚了一件事，以我现在的年纪，我不可能再去做别的什么事情了，也做不来了。我只能写一辈子。说白了，我只能虚构一辈子。可再怎么虚构，我还是有一个基本的愿望，我精神上的走向不是虚构的，我渴望它能成为有意义的存在。

离婚真是太容易了，就像照完了镜子再背过身去。

从离婚的那一刻起我就对自己说了，把一切都忘掉，生活完全可能重新开始，重新来，我不允许与我的婚姻有关的一切内容走进我的回忆。我不许自己回忆，追忆似水年华是一种病，是病人所做的事，我不许自己生这种病。

离婚这么久了，我一直觉得体内有一样东西被摘去了，空着一大块。现在我终于发现，空下的那一块是我的女儿。这个发现让我难受。

我弄不懂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拼命给女儿买吃的，就好像除了买吃的就再也找不出别的什么事了。我知道自己和大部分中国男人一样，即使在表达父爱的时候，也是缺乏想象力的。我们在表达恨的时候是天才，而到了爱面前我们就如此平庸。

蚕婆婆被这么多的眼睛盯着，幸福得近乎难为情，有点像刚刚嫁到断桥镇的那一天。那一天蚕婆婆就是从脚下的这条青石巷上走来的，两边也站满了人，只不过走在身边的不是大儿子，而是他的死鬼老子。这一切就恍如昨日，就好像昨天才来，今天却又沿着原路走了。人的一生就这么一回事，就一个来回，真的像一场梦。

晚饭的时候突然停电了，儿子在餐桌的对角点了两支福寿红烛。烛光使客厅产生了一种明暗关系，使空间相对缩小了，集中了。儿子端了饭碗，望着母亲，突然就产生了一种幻觉，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童年，回到了断桥镇。那时候一大家子的人就挤在一盏小油灯底下喝稀饭的。母亲说老就老了，她老人家脸上的皱纹这刻儿被烛光照耀着，像古瓷上不规则的裂痕。儿子觉得母亲衰老得过于仓促，一点过程都没有，一点渐进的迹象都没有。

蚕婆婆的心里有些堵，刚刚想对儿子说些什么，屋里所有的灯却亮了，而所有的家用电器也一起启动了。灯光放大了空间，也放大了母与子之间的距离。蚕婆婆看见儿子已经坐到茶几那边去了，正用遥控器对着电视机迅速地选台。蚕婆婆只好把想说的话又咽下去，一口气吹灭了一支蜡烛。一口气又吹灭了另一支蜡烛。吹完了蜡烛蚕婆婆便感到心里的那块东西堵在了嗓眼，上不去，又下不来，仿佛是蜡烛的油烟。

蚕婆婆在这个悲伤的夜间开始追忆断桥镇的日子，开始追忆养蚕的日子。成千上万的桑蚕交相辉映，洋溢着星空一般的灿烂荧光。它们爬行在蚕婆婆的记忆中。它们弯起背脊，又伸长了身体，一起涌向了蚕婆婆。它们绵软而又清凉的蠕动安慰着蚕婆婆的追忆，它们的身体像梦的指头，抚摩着蚕婆婆。

家乡话像旧皮鞋，松软，贴脚，一脚下去就分得出左右。

蚕婆婆成天把自己关在阳台上，隔着茶色玻璃守着那颗太阳。日子早就开春了，太阳在玻璃的那边，一副不知好歹的样子。哪里像在断桥镇，一天比一天鲜艳，金黄灿灿的，四周长满了麦芒，全是充沛与抖擞的劲头。太阳进了城真的就不行了，除了在天上弄一弄白昼黑夜，别的也没有什么趣。

她抚弄着蚕，和它们拉家常，说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的家乡话。蚕婆婆的唠叨涉及了她这一辈子的全部内容，然而，没有时间顺序，没有逻辑关联，只是一个又一个愉快，一个又一个伤心。说完了，蚕婆婆就会取过桑叶，均匀地覆盖上去，开心地说：“吃吧。吃吧。”蚕在篾匾里像一群放学的孩子，无所事事，却又争先恐后。蚕婆婆说：“乖。”蚕婆婆说：“真乖。”

蚕婆婆一个人在家，心情很不错。她打开了一扇窗，在窗户底下仔细慈爱地打量她的蚕宝宝。快上山的桑蚕身子开始笨重了，显得又大又长。蚕婆婆从蚕床上挑了五只最大的桑蚕，让它们爬在自己的胳膊上。蚕婆婆指着它们，自语说：“你是老大，你是老二……”蚕婆婆逗弄着桑蚕，心思就想远了。她把自己的五个儿子重新怀了一遍，重新分娩了一遍，重新哺育了一遍。蚕婆婆含着泪，悄声说：“你是老巴子。”

大儿子仰起了头，雪白的墙面上正开始着许多秘密。墙体与墙体的拐角全部结上了蚕茧。不仅是墙，就连桌椅、百叶窗、电器、排风扇、抽水马桶、影碟机与影碟、酒杯、茶具，一句话，只要有拐角或容积，可供结茧的地方全部结上了蚕茧。然而，毕竟少三四天的桑叶，毕竟还不到时候，桑蚕的丝很不充分，没有一个茧子是完成的、结实的，用指头一摁就是一个凹坑。这些茧半透明，透过茧子可以看见桑蚕们正在内部困苦地挣扎，它们蜷曲着，像忍受一种疼，像坚持着力不从心，像从事着一种注定了失败的努力……半透明，是一种没有温度的火，是一种迷蒙的燃烧和无法突破的包围……蚕婆婆合起双手，紧抿了双唇。蚕婆婆说：“罪过，罪过噢，还没有吃饱呢，——它们一个都没吃饱呢！”

桑蚕们不再关心这些了。它们还在缓慢地吐。沿着半透明的蚕茧内侧一圈又一圈地包裹自己，围困自己。在变成昏睡的蚕蛹之前，它们唯一需要坚持并且需要完成的只有一件事：把自己吐干净，使内质完完全全地成为躯壳，然后，被自己束之高阁。

我的胸口跳得厉害。我承认我害怕。但是李狠在这个下午犯了一个错误，他不该动手的，他应当让我怕下去，让我对他产生永久的敬畏，他不该捅破那层纸，他不该提供一个让我“豁出去”的念头。

他们从赤脚医生那里偷来打吊针的滴管，这种米黄色的滴管弹性惊人，用它做成的弹弓足以击碎任何鸟类的脑袋。我曾经亲眼目睹张蛮瞄准树巅上的一只喜鹊，它突然张开了翅膀，以一块肉的形式重重地掉在地面上。弹弓队的成员每个星期都可以吃上一顿鸟肉，这是很了不起的。那时候我们每个人都饿肚子，我们找不到吃的，是李狠与张蛮他们把天空改变成一只盛满鸟肉的大锅。

我小心地伸出脑袋，我看见桌面上放着一盏灯和一只眼镜架。架子上没有玻璃，空着。灯光直接照射过来了，仿佛镜片干净至极，接近于无限透明。

阿鸡走进洗头房的时候称得上气宇轩昂。他冷漠的目光从镜子里反弹回来，在那些姑娘的身上挑三拣四。我跟在阿鸡的身后，形象委琐，马脸瘪腮，一身的寒酸气，一句话，没钱。我这种样子是装不出胖来的，脸打肿了也不行。阿鸡在每个姑娘的脸上、胸脯和屁股上看了看，坐躺到椅子上去，对一个姑娘说：“喂，你。”后来那个姑娘就过去了。阿鸡轻声和她说了几句什么，姑娘咬着下唇只是笑，作羞怯状。她的样子在镜子的深处差不多就是一个处女。

我们光着身子，过浓的水汽使我们身边的一切更像深夜了。

乡村的春天不同于城里，只是一个时间概念。乡间的春天是一种气韵，一种万物复苏、欣欣向荣的劲头。乡下的春天就好像是为所有的生命裂开的一道缝隙，许多东西都开始往外蠕动。最典型的就是猪。这个愚蠢的东西其实不是生命，只是肥料和食物。最多只是村民们手里的零花。然而，在春天到来的时候，它们居然露出了饱暖思淫欲的死样子。这怎么行？

它们的尾巴下面一律挂着一对多余的大口袋，鼓囊囊的，高端五让人把它们摆平，然后，取出手术刀，在口袋的外侧拉开一道口子，挤一挤，口袋就空了。高端五再把口子缝上，清洗工作就彻底结束了。这时候公猪会站起身来，走到自身的弃物面前，嗅一嗅，以一种痛改前非和重新做猪的神情离开。公猪们奔走相告：“是高端五使我们变成一只高尚的猪，一只纯粹的猪。”

母猪的清洗工作要复杂一些。母猪的一切都是隐匿的，幽闭的。但你不了解母猪。它们以叫声表达了它们的危险性。它们在春天的哀怨是凄艳的，缠绵的，也是引诱和蛊惑的，体现出祸水的性质。高端五手到祸除。他从它们的腹部准确地勾出一节内脏，母猪们立刻就娴淑了，一副娇花照水之态。高端五洗涤并荡除了高家庄的溱洧之风，使高家庄的春天就此回归于植物的春天。

当某种努力起源于欲望而中止于身体时，心有不甘与力不从心就开始相互推动了。高端五抽出双手，揸开指头，凝视着它们，一直凝视着它们。直到产生了这样的错觉：仿佛自己的身上一下子多出了九只手指。他知道自己的双手抓住了厄运。厄运断你一指，却不肯伤你十指。

人们眼睁睁地望着脚印以水的形式滴在了地上。水这东西实在是太坏，它掩饰了多少问题？它从来不给人以一个固定的、明确的说法。水应该枪毙！

我为我的阿来拍了近十卷彩照。我把相片放大了，挂在墙上。阿来的各种表情和肌肤掩盖了墙面的驳离。阿来在墙体上千姿百态，又浪荡又圣洁，又破鞋又处女。这丫头经得起拍。她有无数的瞬间心情与瞬间欲念。她的心中装满了千百种女人，唯独没有她自己。我甚至认为这世上其实没有阿来这丫头，她像水一样把自己装在想象的瓶子里，瓶子的造型就是她的造型，瓶子的颜色就是她的颜色。这样纯天然的水性我们这一代人是不具备的。由于寒冷，我们被结成了冰。我们的生硬体态只表明了温度的负数。阿来是流淌的，阿来是淙淙作响的，阿来是卷着旋涡的。如果说，人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我要说，我不能和同一个阿来做爱。

我们的桌面上没有铺垫子，我们追求并且喜爱骨牌拍在红木桌面上所产生的那种效果：决然，清脆，大义凛然，义无反顾。而最迷人的当数和牌，尤其在门清的时候，一排充满了骨气的骨头十分傲岸地倒下去，这一倒也叫摊牌，骨头们在红木桌面上蹦蹦跳跳的，愉悦，却不张狂。

妈拉个巴子的。你说这是什么事。我把头侧到左边去，窗外霓虹灯的灯管正一组连着一组地闪烁。事情都这样了，我不知道霓虹灯还在那儿添什么乱。妈拉个巴子的。

十二月三十一号下雪真是再好不过了。雪有一种很特殊的调子，它让你产生被拥抱和被覆盖的感觉，雪还有一种劝导你缅怀的意思，在大雪飘飞的时候，满眼都是纷乱的、无序的，而雪霁之后，厚厚的积雪给人留下的时常是尘埃落定的直观印象。雨就做不到这一点。雨总是太匆忙，无意于积累却钟情于流淌。雨永远缺乏那种雍容安闲的气质。上帝从不干冬行夏令的事。想一想风霜雨雪这个词吧，内中的次序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元旦前夕的大雪，必然是一年风雨的最后总结。

对前妻来说，离婚是一记闷棍，你听不见她喊疼，然而，她身上的绝望气息足以抵得上遍体鳞伤与鲜血淋淋。离婚差不多去了前妻的半条命。她在离婚书上签字的时候通身飘散的全是黑寡妇的丧气。

窗外的风似乎停了，而雪花却越来越大，肥硕的雪花不再纷飞，像舒缓的坠落，像失去体重的自由落体。雪花是那样的无声无息，成了一种错觉，仿佛落下来的不是雪花，飘上去的倒是自己。雪花是年终之夜的悬浮之路，路上没有现在，只有往昔。

发哥拼命地找女人，固然有猎艳与收藏的意思，但是，发哥一直渴望再一次找回最初与妻子“在一起”时那种天陷地裂的感受，那种手足无措，那种羞怯，那种从头到脚的苦痛寻觅，那种絮絮叨叨，那种为无法表达而泪流满面，那种笨拙，那种哪怕为最小的失误而内疚不已，那种对昵称的热切呼唤，那种以我为主却又毫不利己，那种用心而细致的钻研，像同窗共读，为新的发现与新的进步而心领神会。——没有了，发哥像一只轮胎，在一个又一个女人的身躯上疾速奔驰，充了气就泄，泄了气再充，可女人是夜的颜色，没有尽头。

妹妹在大风中撕开了元旦这个鲜红的日子，并用残缺的手指把它丢在了风里。然后，是黑色的二号，黑色的三号，黑色的四号，黑色的五号，黑色的六号。——妹妹把所有黑色的与红色的日子全都撕下来，日子们白花花的，一片一片的，在冬天的风里沿着河面向前飘飞，它们升腾，翻卷，一点一点地挣扎，最后坠落在水面，随波浪远去。许多人都看到了妹妹的举动，他们同时看到了河面上流淌并跌宕着日子。人们不说话。我相信，许多人都从眼前的景象里看到了妹妹的不祥征兆。

但是，妹妹如果活着，我情愿相信，妹妹小青是一个平常的女人，一个平常的妻子与平常的母亲，我愿意看到妹妹小青不高于生活，不低于生活。妹妹小青等同于生活，家常而又幸福，静心而又知足。生活就是不肯这样。

在妹妹去世的这么多年来，我经常作这种无用的假设，如果妹妹还活着，她该长成什么样？这样的想象要了我的命，我永远无法设想业已消失的生命。妹妹的模样我无法虚拟，这种无能为力让我明白了死的残酷与生的忧伤。死永远是生的沉重的扯拽。今生今世你都不能释怀。

我不知道我的父母是什么时候赶来的。我就知道父亲一把把我拽过来了。我知道我没命了。妹妹死在我的手上，父亲一定会把我打死的。这时候许多人又回到操场上来了，我听到了一片尖锐的喊叫。我没有跑，我等着父亲把我打死。父亲没有。父亲一把就把我搂在怀里了。这是我这一生当中父亲对我唯一的一次拥抱。我战栗起来。眼前的这一切，包括父亲的拥抱，都是那样的恐怖至极。

疙瘩回味着一朵的话，这句话被一朵说得复杂极了，你再也辨不清里面的意味多么的叫人心跳。一朵的话给疙瘩留下了无限广阔的神秘空间，“回头我请你”这五个字像一些古怪的鸟，无头、无尾，只有翅膀与羽毛，扑棱棱乱拍。

她知道疙瘩一定会来找她，立了战功的男人历来是不好对付的，最聪明的办法只有躲开。躲得了初一，就一定能躲得过十五。男人是个什么玩意一朵算是弄清楚了，靠喂肉去解决他们的饥饿，只能是越喂越饿，你要是真的让他端上一只碗，他的目光便会十分忧郁地打量别的碗了。再说了，一只蛤蟆也完全用不着用天鹅的肉去填它的肚子。这年头的男人和女人，唯一动人的地方只剩下戏台上的西皮与二黄，别的还有什么？

我和阿来的故事就算开始了。众所周知，一男一女之间的事人们习惯于称为爱情。其实那段日子里我沮丧得厉害，我渴望爱情已经渴望了三年了。爱情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有激情和想象力，我用激情和想象力把“爱情”弄得华光四射，类似于高科技时代的电脑画面，还配上了太空音乐。我在失眠的夜晚一个人和自己瞎折腾，爱情被我弄成了哈姆雷特式的自由独白，成了问题，像某些器官一样，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但是，在我第一次“真正”拥抱了阿来之后，我才弄明白爱情到底是什么。爱情不是一个人折腾，而是两个人一起折腾。

在谋划离婚的日子里，我认真地读了几本书。我发现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一个人的内心不管多么渺小，他想达到的目的不管多么自私，为了实现目的，找到一个宏大的理由才是第一要义。宏大的理由一旦得到确立，你想获得的就将不再是一点自私而又可怜的幸福，你毕生的精力只能献给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这一来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又当婊子又立牌坊的基本矛盾。历史就是这么过来的。

吵了没有几句我就把话题引到我的套路里来了。我是有备而来的，我有我的小九九，所以我渴望战斗。我把当天的晚报拍在桌面上，开始了批判。我批判生活的常态，生活的日常性。我把腐朽的、世俗的、日常的生活骂了个狗血喷头。常态即平庸，我痛恨平庸，兼而声讨历史。我从慈禧太后开始骂起，一直骂到妻子的办公室主任（女）。我大骂人类的丑恶，大骂生活的无聊、不尽兴、不来电，我甚至把胡萝卜、盐、夹克、洗发水、恒顺牌香醋、老生抽酱油一起痛斥了一遍。我口齿清晰，思路敏捷，用一串又一串的排比句和反问句向我所能看到的、所能想到的东西发起了最猛烈的进攻。此时此刻，除了离婚，生活里的一切都是我的敌人。我责问妻子，我向妻子发表生活宣言。我给妻子描述未来生活的基本蓝图，而妨碍这一蓝图的恰巧就是既实婚姻，也就是妻子本身。最后，我反诘说：“我们还有爱情吗？”我宣布：“让没有爱情的生活喝醋去吧！”

当我停留于水面上的时候，我觉得我飘浮在遥不可及的高空。我是一只光秃秃的鸟，我还是一朵皮包骨头的云。

房子很高，很大，老铁的不知所措就被放大了，架在了高空，带上了天高云淡的色彩。怎么办呢？老铁就趴在阳台上，打量起脚底下的车水马龙。它们是那样地遥远，可以说深不可测。华灯初上的时候，马路上无比地斑斓，都流光溢彩了。老铁有时候就想，这个世界和他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真的没什么关系了。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看看，站得高高的，远远的，看看。嗨，束之高阁喽。

一想起这个他的心里总有一股说不上来的落寞，也有些自怜的成分。特别怕看货架。晨曦里的货架琳琅满目，排满了韭菜、芹菜、莴苣、大椒、蒜头、牛肉、羊肉、凤翅、鸭爪、猪腰子，还有溜光滚圆的禽蛋。这些都不属于他。并不是他买不起，是“买菜”这样的一种最日常的生活方式不属于他。他就渴望能有这样的一天，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很家常的日子，他一觉醒来了，拉着“她”的手，在户部街菜场的货架前走走停停，然后，和“她”一起挑挑拣拣。哪怕是一块豆腐，哪怕是一把菠菜——能过上那样的日子多好啊。会有的吧。总会有的吧。

他一根一根地拣，也没地方放，只好绕在了左手食指的指尖上。抽完烟，掐了烟头，他就给自己穿。衣服穿好了，他也该下楼吃饭去了。走到过道的时候他突然就觉得左手的食指有点疼，一看，嗨，全是头发。他就把头发撸了下来，用打火机点着了。人去楼空，可空气里全是她。她真香啊。

哪对“夫妻”呈阴性，哪对“夫妻”呈阳性，目光里头的PH值就不一样。能一样吗？小艾和乔韦一直保持着革命伴侣的本色，无非就是利用“下班的工夫”在颐和路上走走，顶多也就是在宁海路上吃一顿肯德基。名分罢了。作为老公，乔韦的这个单是要埋的。乔韦很豪阔，笑起来爽歪歪。但是，私下里，乔韦对“夫妻生活”的本质算是看透了，往简单里说，也就是埋个单。悲哀啊，苍凉啊。这就是婚姻吗？这就是了。——过吧。

小美自己也不愿意承认，一闲下来她就不由自主地追忆那张脸，她怀念的居然是他的严肃，还有他的庄重，搞笑了。小美其实还是等他的电话。小美当然什么也没有等到。小美就觉得自己一不小心“怀”上了，不是肚子怀上了，是心怀上了。她还能做什么？只能等。等待是天底下最折磨人的一件事，小美摊上了。小美就点起薄荷烟，眯起眼睛，一个人笑，笑得坏坏的，很会心的样子，很淫邪的样子，很无所畏惧的样子，敢死。说到底又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她去死。这就很无聊了，还无趣，很像薄荷。小美从来没有把这个故事说给任何一个姐妹听，连妈咪都没有。小美的心就这么怀上了，连堕胎的医院都没有找到。

先生在南京和波士顿受过良好的教育，在求婚这个环节上，先生很波士顿；一旦过上了日子，他浙江农民的天性就暴露出来了——钱越多，越渴望有儿子。

小美却不想怀。她在皇家别墅苑见过大量的、“那样的”小男孩，他们聪明、漂亮。他们的目光快乐而又清澈。不过小美是知道的，总有那么一天，他们的目光会忧郁起来、暗淡下去。一想起这个小美就有些不寒而栗。

小美也不能不为自己想。一旦怀上了，她的出路无非就是两条：一、拿着钱走人；二、先做奶妈，拿着更多的钱走人——她小美又能走到哪里去？无论她走到昆明还是长春，约翰内斯堡还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她的身后永远会有一双聪明而又漂亮的眼睛，然后，这双眼忧郁起来了，暗淡下去了。那目光将是她的魂，一回头就看不见了。

在数字化时代，这是一组普通的、却又是神秘的数字。对小美来说，它近乎神圣。它就是小美，它也是先生。它是生活的一个终极与另一个终极，在这个终极和那个终极之间，生活呈现了它的全部——生活就是先生在某个时刻某个地点把一个数字打进这个数字，然后，小美在另一个时刻另一个地点把那个数字从这个数字里掏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数字化生存”，生活最核心的机密全部在这里。

华尔街，它太遥远了，太缥渺了，近乎虚幻。小美怎么会把华尔街和南京的东郊联系起来呢？又怎么能把它和自己联系起来呢？那不是疯了么。风暴来了，就在南京，就在东郊，直逼小美的手指缝，砭人肌骨。小美一个激灵，这个激灵给小美带了一个触及灵魂的认识，她原来一直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是一个多么浅显的常识，几近深刻。她的肌肤感受到了常识的入木三分。

夜里头不能遛狗，小美就检讨自己短暂的人生。小美的一切其实都挺好。她所过的并不是自己“想过”的日子，说白了，也不是自己“不想过”的日子。一句话，小美现在所过的是自己“可以过”的日子。人生其实就是这样的。

躺在草地上真是太舒服了，草地被晒了一天，绵软和蓬松不说，还有一股子蓬勃的气味。天是被子，地是床，是年轻的豪迈。为了配合这种舒适，小美睡得极端正，脚尖呈倒八字，两只手交叉着放在腹部，远远地看过去，小美就是一具年轻而又光荣的尸体。

腊月二十三，这个本该祭灶和掸尘的日子，我们村的人发现，所有的水在一夜之间全都握起了拳头，它们结成了冰。最为壮观的要数中堡湖的湖面了，它一下子就失去了烟波浩渺和波光粼粼的妩媚，成了一块辽阔而平整的冰。经过一夜的积淀，空气清冽了，一粒纤尘都没有。天空清朗，艳阳当照。在碧蓝的晴空下面，巨大的冰块蓝幽幽的，而太阳又使它发出了坚硬刺目的光芒。一切都是死的，连太阳的反光都充满了蛮荒和史前的气息。

无论1975年的年底是多么地贫穷，家境富裕的人家毕竟还有。家境富裕有一个重要标志，那就是家里有手电筒。冰封的日子里所有的手电筒都一起出动了，不只是我们村，沿岸王家庄、张家庄、柳家庄、高家庄、徐家庄、李家庄的手电筒一起汇集在了冰面的四周，手电筒的光是白色的，冰是白色的，而夜晚却一片漆黑，这是一部活生生的黑白电影，光柱把黑夜捅烂了，到处都是白色的窟窿。我们的世界绚烂了，凄凉了；也繁华，也萧索，非常像战乱。

他们自以为走遍了千山万水，其实，他们只是在家门口溜达了一夜。迷路的人往往就是这样，他们在前进，本能却让他们选择盘旋，等他们明白了过来，唯一的安慰就是尽力了，他们业已抵达起点，并有效地消耗了全部的能量。

韩月娇只能冲着剩余的几个饺子发愣。热腾腾的气流已经没有了，饺子像尸体，很难看。姚子涵却转过身，捣鼓她的电脑和电视机去了。也就是两三分钟，电视屏幕上突然出现了姚子涵与米歇尔的对话场面，既可以快进，也可以快退，还可以重播——刻苦好学的姚子涵同学已经把她和米歇尔的会话全部录了下来，任何时候都可以拿出来模仿和练习。

大姚盯着电视，开心了，是那种穷苦的人占了便宜之后才有的大喜悦。因为心里头的弯拐得过快、过猛，他的喜悦一样被放大了，几乎就是狂喜。大姚紧紧搂住女儿，没轻没重地说：“祖国感谢你啊！”

两个人笑了，都笑得停不下来了。暴雨哗哗的，两个小女人也笑得哗哗的，差一点都缺了氧。雨却停了。和它来的时候毫无预兆一样，停的时候也毫无预兆。姚子涵多么希望这一场大雨就这么下下去啊，一直下下去。然而，它停了，没了，把姚子涵光秃秃、湿淋淋地丢在了足球场上。球场被清洗过了，所有的颜色都呈现出了它们的本来面貌，绿就翠绿，红就血红，白就雪白，像触目惊心的假。

对大姚和韩月娇而言，这个星期生不如死。他们守护在姚子涵的身边，无话，只能在绝望的时候不停地对视。他们的对视是鬼祟的、惊悚的，夹杂着无助和难以言说的痛楚。他们的每一次对视都很短促。他们想打量，又不敢打量，对方眼睛里的痛真让人痛不欲生。他们就这么看着对方的眼窝子陷进去了，黑洞洞的。他们在平日里几乎就不拥抱，但是，他们在医院里经常抱着。那其实也不能叫抱，就是借对方的身体撑一撑、靠一靠。不抱着谁都撑不住的。

大姚伸出手，捂住了女儿的嘴巴。虽说听不懂，可他实在不敢再听了。大姚害怕极了，简直就是惊悚。过道里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大姚呼噜一下就把上衣脱了。他认准了女儿需要急救，需要输血。他愿意切开自己的每一根血管，直至干瘪成一具骷髅。

可祖父忽略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他儿子的“感受”。《春蚕到死丝方尽》是一只无坚不摧的拳头，它把父亲击倒了，附带着还把父亲的自信心给砸烂了。是的，祖父之所以具备如此巨大的“新闻价值”，说到底就因为他的儿子：“三十一个”都考上了，他的儿子却“没有考上”。好么，全省都知道了，全中国都知道了。父亲望着报纸，像一堆烂掉的韭菜，软塌塌的，浑身散发出混浊的秽气。父亲拒绝了“春蚕”的建议，他盯着自己的脚尖，告诉“春蚕”：“你忙你的去吧。”

祖父不再谈父亲的事，我反而有些始料不及，眼泪突然涌上我的眼眶。我一直忍受着疼，这疼却自动消炎了、消肿了，很让我舒服的。我再也没有想到如此可怕的对话居然是这样地感人至深。我只能说，我还是太年轻、太狭隘了。小人之心不可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恩怨，一代人有一代人处理恩怨的方式。时光真是一个好东西啊，它会带走一些，也能留下一些。时光到最后一定是中秋的月光，再捉摸不定，再阴晴圆缺，老天爷总是会安排好的，中秋一到，必定是万里无云，月亮升起来了，满眼清辉，乾坤朗朗。

他进入了弥留。他在弥留之前似乎经历了一场大醉，他说了一大堆的人名，人名的后面还附上了长长的单位和职务。祖父躺在那里，仿佛主持一场虚拟的、盛大的会议，他在一个一个地介绍与会代表。祖父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念完那个长长的名单，他的历史也终结了。没有会场，没有麦克，没有多余的人，有的只是一张床，还有他老人家瘦而小的弥留。

前些日子我还在纠结，到底要不要“作假”。“作假”是容易的，简单地说，像传销那样，动用我的“亲友团”再发动他们的“亲友团”。现在看来我的担忧荒谬了，无论我怎样组织，那也是无济于事的。我突然就觉得我祖父白疼了一场，这让我揪心。我“知道”个屁！我“放心”个屁！全他妈的吹牛。

父亲没有给祖父送花圈。他站在祖父的遗体旁边，一动不动。从表情上看，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站在这里，——说送葬是可以的，说排队买电影票也可以。

没送花圈，父亲却亲手为祖父写了一道挽联，是现成的句子——

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

父亲没有瞻仰祖父的遗容，在整个葬礼上，父亲一直在看他的字，主要是下联。他的眼里确实没有泪，却特别亮，像洞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