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情况下，小说家是将存在于意识之中的东西转换成“故事”的形式表现出来。那原本固有的形态与后来产生的新形态之间会产生“落差”，便如同杠杆一般，利用这落差自身的能量来讲故事。这是相当绕弯子和费工夫的活儿。

这些人能作为职业小说家活跃二三十年，或者说存活下来，并有一定数量的读者，身上必定具备小说家优秀而坚实的内核。那是非写小说不可的内在驱动力，以及支撑长期孤独劳作的强韧忍耐力。或许可以说，这就是职业小说家的资质和资格。

我的小店周边也有好几家同龄人经营的店。血气方刚、貌似学生运动落魄者的家伙们也在四周晃来晃去。整个世间好像还有不少类似“缝隙”的地方，只要走运，找到适合自己的“缝隙”，就好歹能生存下去。那是一个虽然事事粗枝大叶，却也不乏乐趣的时代。

与众多同学一样，我对那场运动的方式感到了幻灭。那里面隐藏着某些错误的、非正义的东西。健全的想象力不复存在了。而当风暴退去、雨过天晴之后，残留在我们心中的只有余味苦涩的失望。不管喊着多么正确的口号，不管许下多么美丽的诺言，如果缺乏足以支撑那正确与美丽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力量，一切都不过是空洞虚无的说辞罢了。我当时切身体会到了这一点，至今仍然坚信不疑。语言有确凿的力量，然而那力量必须是正义的，至少是公正的。不能听任语言独行其是。

当然，我的英语写作能力不足挂齿，只能使用有限的单词，凭借有限的句法来写文章，句子当然也都是短句。不管脑袋里塞满多么复杂的念头，也无法原模原样地表达出来。只好改用尽量简单的语言讲述内容，将意图转换为浅显易懂的文字，把描写中多余的赘肉削除，使形态变得紧凑，以便纳入有限的容器里。文章变得粗浅不文了。但正是在这样辛勤写作的过程之中，我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章节奏般的东西。

我生在日本长在日本，从小就一直作为日本人使用日语，所以在我这个系统中，满满当当地充塞着日语的种种词汇种种表达。想把心里的情感和情景转换为文章时，这些内容就会忙乱地来来回回，在系统内部引发冲撞。但如果用外语去写文章，恰恰由于词汇和表达受限，反而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形。而且我那时发现，尽管词汇和表达的数量有限，但只要有效地进行搭配，通过运用不同的搭配方式，也可以十分巧妙地传情达意。也就是说，“根本无须罗列艰深的词汇”，“不必非用感人肺腑的美妙表达不可”。

语言这东西原本是刚强的，拥有久经历史考验的坚韧力量，无论受到何种人物何等粗暴的对待，都不至于损伤其自律性。用尽所能，想尽一切办法检验语言的可能性，极力拓展那有效性的范围，是每一位作家被赋予的权利。

尤其是文学，战后以来，长期使用“先锋还是后卫”“右派还是左派”“纯文学还是大众文学”这样的坐标轴，将作品及作家的文学地位详细地图式化。并且由大出版社（几乎集中在东京）发行的文艺杂志设定“文学”的基调，再颁给作家形形色色的文学奖（可谓是诱饵）进行追认。在这种严密的体制中，单个作家发动“叛乱”已经极其不易，因为从坐标轴中被除名，便意味着在文艺界被孤立（休想得到诱饵）。

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追求的是什么”，并一味执着下去的话，故事会难以避免地变得沉重。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故事越沉重，自由便躲得越远。脚下功夫若变得迟缓，文章也会失去势头。而失去势头的文章不可能吸引人，甚至连自己也打动不了。

詹姆斯·乔伊斯曾经非常简洁地断言：“所谓想象力就是记忆。”此言极是，我完全认同詹姆斯·乔伊斯的观点。想象力千真万确就是缺乏脉络的记忆片段的结合体。

小说写作告一段落后，会发现有些抽屉一次也没打开过，剩下很多没派上用场的素材，我会利用这些东西（说起来就是剩余物资）写出一批随笔。不过对我来说，随笔这东西就好比啤酒公司出品的罐装乌龙茶，算是副业。真正美味的素材总是要留给下一本小说（我的正业）。这样的素材积累得多了，“啊啊，想写小说啦”的心情好像就会自然而然地涌上心头，所以必须好好珍藏。

我第一次打算写小说时，对到底该写什么东西好，心中完全没有想法。我既不像祖辈那样经历过战争，又不像上一代那样体验过战后的混乱与饥饿，更没有革命的经验（倒是有类似革命的体验，可那并非我想叙述的东西），也不记得遭遇过惨烈的虐待与歧视。我住在相对安定的郊外住宅区，在一个普通上班族家庭长大，没有什么不满和不足，算不上格外幸福，但也没有特别不幸（大概算比较幸福吧），度过了平凡又毫无特点的少年时代。学习成绩虽然不太起眼，但也不至于太糟糕。把四周都看了一遍，也没找到“这个非写不可”的东西。倒不是缺少想写点什么的表达欲，只是没有想写一写的充实的材料。就这样，在迎来二十九岁之前，我想都没想过自己竟会写起小说来。没有可写的素材，更没有在缺少素材的情况下创造出什么的才华。我一直以为小说这东西仅仅是阅读对象，所以虽然读了很多小说，却很难想象自己会去写小说。

我准备写第一本小说《且听风吟》时，就曾痛感：“这个嘛，岂不是只好写没有任何东西可写的事了。”或者说，只能把“没有任何东西可写”反过来当作武器，从这一境地出发将小说写下去。如果不这么做，便没有方法与走在前头的作家抗衡了。总之，就是利用手头现成的东西把故事构建起来。

为此就需要新的语言和新的文体。必须创造出迄今为止的作家都不曾用过的载体，即语言和文体。什么战争啦革命啦饥饿啦，如果不去写（不能写）这类沉重的话题，就必然要面对相对轻松的素材，于是轻盈灵活、机动性强的载体就必不可缺了。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新一代人自有新一代人的小说素材，应该从那素材的形状和分量逆向推算，设定它的载体的形状和功能。再从那素材与载体的相关性、从那接触面的状况，来产生小说的现实感。

往往有评论家抽出长篇小说中的一小节来，批判道：“文章不能写得如此粗枝大叶。”但让我来说，这不是公平的做法。因为长篇小说这东西就像活生生的人一样，在某种程度上，粗枝大叶、松松垮垮的部分也是必不可缺的。正因为有了这些东西，拧得紧绷绷的部分才能发挥出正面效果。

她的批评，有些让我觉得“的确如此”，“说不定还真是这样”。有时候要花上几天才能达成这样的认识。也有些让我觉得“不对，岂有此理，还是我的想法才对”。不过在这样“引进第三者”的过程中，我有一条独门规则，那就是“人家有所挑剔的地方，无论如何一定要修改”。即便不能接受那种批判，但只要人家提出了意见，我就会把那个地方从头改写一遍。不同意那意见时，我甚至还往与对方的忠告完全相反的方向改写。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不论什么文章，必然都有改进的余地。不管作者如何认为“写得真好”“完美无缺”，其中也有变得更好的余地。所以我在修改阶段会尽量抛却自豪感和自尊心，让脑袋里的热度适当冷却下来。只是热度降得过低，修改工作就无法进行了，这方面必须注意。而且要摆好足以抵御外来批判的态势。人家说些没趣的闲话，也要尽量忍耐，默默吞进肚子里去。作品出版后，面对批评要不为所动，随便当作耳旁风即可。这种东西要是一一放在心上的话，身体会吃不消的——真的。不过在写作过程中，对于来自身边的批评和忠告，必须虚心谦逊地洗耳恭听。这是我长期以来的一贯主张。

时间在创作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是长篇小说，“备料”至关重要。也就是在心中培育小说的萌芽、让它茁壮成长的“沉默的时期”。要在自己心里培养“想写小说”的渴望。这种用于备料的时间，让它逐渐成形的时间，将初具雏形的东西放到阴凉处好好“养护”的时间，再把它拿出来放在自然光中曝晒的时间，对凝固成形的东西仔细校验、锤炼敲打的时间……是否在这一道道工序上花了足够的时间，唯有作家才能真切感受到。而在这一环环作业上所花时间的品质，最终必定会表现为作品的“信服度”。也许肉眼看不见，但当中会生出鲜明无误的差异。

我投入漫长的岁月，构筑起属于自己的固有体系，让这种写作方式成为可能，并以自己的方式谨小慎微地进行整备，郑重其事地维持至今。为它拭去污垢，注入机油，努力不让它生出一点锈斑。身为一个作家，这件事尽管微不足道，却让我有一种类似自豪的心情。

我们只能不打乱节奏，将一个个未来的日子拖至身畔，再送向身后。这般默默地持之以恒，时候一到，自己心中就会萌发出“什么”来。不过要等到它萌发，得投入一些时日。你必须耐心等待。一天归根结底就是一天，没办法把两三天一下子归拢为一。

想同那种深厚的黑暗之力对抗，并且日复一日地面对种种危险，就需要强韧的体能。虽然无法用数值表明究竟要强韧到何种地步，但强韧肯定远远好于不强韧。而且这所谓的强韧，并非与他人相比如何如何，而是对自己来说是“满足需要”的强韧。我通过每日坚持写小说，点点滴滴地体悟和理解了这个道理。心灵必须尽可能地强韧，而要长期维持这心灵的强韧，就必须增强、管理和维持作为容器的体力。

而要诚实地将它原原本本化为语言，你就需要沉默的专注力、永不气馁的持久力、在某种程度上被牢牢地制度化的意识，以及维持这种资质的必不可少的体力。这或许是了无情趣、名副其实的散文式的结论，但也是身为小说家的我的基本想法。

能否顺利地开拓这片疆域？我心里也没底。然而又要重复前言了：能把某个目标当作旗号高高地举起，总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不问年龄几何，不问身处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