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地坛

史铁生

我与地坛

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

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

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能够一次性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

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我心里的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待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她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地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知道有些事不宜问,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因为她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她料想我不会愿意她跟我一同去,所以她从未这样要求过,她知道得给我一点儿独处的时间,得有这样一段过程。她只是不知道这过程得要多久和这过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每次我要动身时,她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了轮椅车,看着我摇车拐出小院;这以后她会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

在那段日子里——那是好几年前的一段日子,我想我一定使母亲做过最坏的准备了,但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为我想想。”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她想过。那时她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她有一个长到二十岁上忽然截瘫了的儿子,这是她惟一的儿子;她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可这事无法代替;她想,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呢也行,可她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呢,没有谁能保证她的儿子最终能找到——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

摇着轮椅在园中慢慢走,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悬的白昼,我只想着一件事:母亲已经不在了。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鸟儿归巢的傍晚,我心里只默念着一句话: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把椅背放倒,躺下,似睡非睡挨到日没,坐起来,心神恍惚,呆呆地直坐到古祭坛上落满黑暗然后再渐渐浮起月光,心里才有点儿明白,母亲不能再来这园中找我了。

母亲生前没给我留下过什么隽永的哲言,或要我恪守的教诲,只是在她去世之后,她艰难的命运、坚忍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随光阴流转,在我的印象中愈加鲜明深刻。

我相信他们一定对我有印象,但是我们没有说过话,我们互相都没有想要接近的表示。十五年中,他们或许注意到一个小伙子进入了中年,我则看着一对令人羡慕的中年情侣不觉中成了两个老人。

还有一个人,是我的朋友,他是个最有天赋的长跑家,但他被埋没了。他因为在“文革”中出言不慎而坐了几年牢,出来后好不容易找了个拉板车的工作,样样待遇都不能与别人平等,苦闷极了便练习长跑。那时他总来这园子里跑,我用手表为他计时,他每跑一圈向我招一下手,我就记下一个时间。每次他要环绕这园子跑二十圈,大约两万米。他盼望以他的长跑成绩来获得政治上真正的解放,他以为记者的镜头和文字可以帮他做到这一点。

那些年我们俩常一起在这园子里待到天黑,开怀痛骂,骂完沉默着回家,分手时再互相叮嘱: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现在他已经不跑了,年岁太大了,跑不了那么快了。最后一次参加环城赛,他以三十八岁之龄又得了第一名并破了纪录,有一位专业队的教练对他说:“我要是十年前发现你就好了。”他苦笑一下什么也没说,只在傍晚又来这园中找到我,把这事平静地向我叙说一遍。不见他已有好几年了,现在他和妻子和儿子住在很远的地方。

谁又能把这世界想个明白呢?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说的。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诸多苦难给这人间,你也可以为消灭种种苦难而奋斗,并为此享有崇高与骄傲,但只要你再多想一步你就会坠入深深的迷茫了: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善良与高尚又将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腻烦和乏味呢?我常梦想着在人间彻底消灭残疾,但可以相信,那时将由患病者代替残疾人去承担同样的苦难。如果能够把疾病也全数消灭,那么这份苦难又将由(比如说)相貌丑陋的人去承担了。就算我们连丑陋,连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也都可以统统消灭掉,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漂亮、聪慧、高尚,结果会怎样呢?怕是人间的剧目就全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潭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

我忽然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质,刚刚有点儿像个人了却又过了头,像个人质,被一个什么阴谋抓了来当人质,不定哪天被处决,不定哪天就完蛋。你担心要不了多久你就会文思枯竭,那样你就又完了。凭什么我总能写出小说来呢?凭什么那些适合做小说的生活素材就总能送到一个截瘫者跟前来呢?人家满世界跑都有枯竭的危险,而我坐在这园子里凭什么可以一篇接一篇地写呢?你又想到死了。我想见好就收吧。当一名人质实在是太累了太紧张了,太朝不保夕了。我为写作而活下来,要是写作到底不是我应该干的事,我想我再活下去是不是太冒傻气了?你这么想着你却还在绞尽脑汁地想写。我好歹又拧出点儿水来,从一条快要晒干的毛巾上。

有一天我在这园子里碰见一个老太太,她说:“哟,你还在这儿哪?”她问我:“你母亲还好吗?”“您是谁?”“你不记得我,我可记得你。有一回你母亲来这儿找你,她问我您看没看见一个摇轮椅的孩子?……”我忽然觉得,我一个人跑到这世界上来玩真是玩得太久了。

我说不好我想不想回去。我说不好是想还是不想,还是无所谓。我说不好我是像那个孩子,还是像那个老人,还是像一个热恋中的情人。很可能是这样:我同时是他们三个。我来的时候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孩子气的念头所以才哭着喊着闹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便立刻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对一个情人来说,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

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

当然,那不是我。

但是,那不是我吗?

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

我二十一岁那年

最后他骂一句,不想了,说:“我也放过那玩艺儿。”他在头顶上伸直两个手指。“是牛吗?”他摇摇头,手往低处一压。“羊?”“对了,羊。我放过羊。”他躺下,双手垫在脑后,甜甜蜜蜜地望着天花板老半天不言语。大夫说他这病叫做“角回综合症,命名性失语”,并不影响其他记忆,尤其是遥远的往事更都记得清楚。我想局长到底是局长,比我会得病。

王主任坐在我身后许久不说什么,然后说了,话并不多,大意是:还是看看书吧,你不是爱看书吗?人活一天就不要白活。将来你工作了,忙得一点儿时间都没有,你会后悔这段时光就让它这么白白地过去了。这些话当然并不能打消我的死念,但这些话我将受用终生,在以后的若干年里我频繁地对死神抱有过热情,但在未死之前我一直记得王主任这些话,因而还是去做些事。

二十一岁末尾,双腿彻底背叛了我,我没死,全靠着友谊。

一过中午,我便直着眼睛朝大街上眺望,尤其注目骑车的年轻人和5路汽车的车站,盼着朋友们来。有那么一阵子我暂时忽略了死神。朋友们来了,带书来,带外面的消息来,带安慰和欢乐来,带新朋友来,新朋友又带新的朋友来,然后都成了老朋友。以后的多少年里,友谊一直就这样在我身边扩展,在我心里深厚。把加号的门关紧,我们自由地嬉笑怒骂,毫无顾忌地议论世界上所有的事,高兴了还可以轻声地唱点儿什么——陕北民歌,或插队知青自己的歌。晚上朋友们走了,在小台灯幽寂而又喧嚣的光线里,我开始想写点儿什么,那便是我创作欲望最初的萌生。我一时忘记了死。还因为什么?还因为爱情的影子在隐约地晃动。那影子将长久地在我心里晃动,给未来的日子带来幸福也带来痛苦,尤其带来激情,把一个绝望的生命引领出死谷;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都会成为永远的珍藏和神圣的纪念。

“因为扒汽车。”孩子低声说。“因为淘气。”孩子补充道。他在诚心诚意地承认错误。大家都沉默,除了他自己谁都知道:这孩子伤在脊髓上,那样的伤是不可逆的。孩子仍不敢动,规规矩矩地站着用一双正在萎缩的小手擦眼泪。终于会有人先开口,语调变得哀柔:“下次还淘不淘了?”孩子很熟悉这样的宽容或原谅,马上使劲摇头:“不,不,不了!”同时松一口气了。但这一回不同以往,怎么没有人接着向他允诺“好啦,只要改了就还是好孩子”呢?他睁大眼睛去看每一个大人,那意思是:还不行么?再不淘气了还不行么?他不知道,他还不懂,命运中有一种错误是只能犯一次的,并没有改正的机会,命运中有一种并非是错误的错误(比如淘气,是什么错误呢),但这却是不被原谅的。那孩子小名叫“五蛋”,我记得他,那时他才七岁,他不知道,他还不懂。未来,他势必有一天会知道,可他势必有一天就会懂吗?但无论如何,那一天就是一个童话的结尾。在所有童话的结尾处,让我们这样理解吧:上帝为锤炼生命,将布设下一个残酷的谜语。

十九年过去了,那对恋人现在该已经都是老人。我不知道现在他们各自在哪儿,我只听说他们后来还是分手了。十九年中,我自己也有过爱情的经历了,现在要是有个二十一岁的人问我爱情都是什么?大概我也只能回答:真的,这可能从来就不是能说得清的。无论她是什么,她都很少属于语言,而是全部属于心的。还是那位台湾作家三毛说得对:爱如禅,不能说不能说,一说就错。那也是在一个童话的结尾处,上帝为我们能够永远地追寻着活下去,而设置的一个残酷却诱人的谜语。

合欢树

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起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儿,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墙下短记

一些当时看去不太要紧的事却能长久扎根在记忆里。它们一向都在那儿安睡,偶尔醒一下,睁眼看看,见你忙着(升迁或者遁世)就又睡去,很多年里它们轻得仿佛不在。千百次机缘错过,终于一天又看见它们,看见时光把很多所谓人生大事消磨殆尽,而它们坚定不移固守在那儿,沉沉地有了无比的重量。比如一张旧日的照片,拍时并不经意,随手放在哪儿,多年中甚至不记得有它,可忽然一天整理旧物时碰见了它,拂去尘埃,竟会感到那是你的由来也是你的投奔;而很多郑重其事的留影,却已忘记是在哪儿和为了什么。

活得要有意义,这老生常谈倒是任什么主义也不能推翻。加上个“后”字也是白搭。比如爱情,她能被物欲拐走一时,但不信她能因此绝灭。“什么都没啥了不起”的日子是要到头的,“什么都不必介意”的舞步可能“潇洒”地跳去撞墙。撞墙不死,第二步就是抬头,那时见墙上有字,写着:哥们儿你要上哪儿呢,这到底是要干吗?于是躲也躲不开,意义找上了门,债主的风度。

你不是这种意义,就是那种意义。什么意义都不是,就掉进昆德拉所说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你是一个什么呢?生命算是个什么玩意儿呢?轻得称不出一点儿重量你可就要消失。我向L讨回那件东西,归途中的惶茫因年幼而无以名状,如今想来,分明就是为了一个“轻”字:珍宝转眼被处理成垃圾,一段生命轻得飘散了,没有了,以为是什么原来什么也不是,轻易、简单、灰飞烟灭。一段生命之轻,威胁了生命全面之重,惶茫往灵魂里渗透:是不是生命的所有段落都会落此下场啊?

黄土地情歌

我说他的出生一定曾使他的父母陷入困境,不单是指经济方面,主要是指舆论。二十年前的中国,爱情羞羞答答的常被认为是一种不得不犯的错误;尤其一对知识青年,来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尚未大有作为,先谈情说爱,至少会被认为革命意志消沉。革命、进步、大有作为,甚至艰苦奋斗,这些概念与爱情几乎是水火不相容的;革命样板戏里的英雄人物差不多全是独身。那时候,爱情如同一名逃犯,在光明正大的场合无处容身;

想来,人类的一切歌唱大概正就是这样起源。或者说一切艺术都是这样起源。艰苦的生活需要希望,鲜活的生命需要爱情,数不完的日子和数不完的心事,都要诉说。

好运设计

阴影最初是这样露头的:你能在一场如此称心、如此顺利、如此圆满的爱情和婚姻中饱尝幸福吗?也就是说,没有挫折,没有坎坷,没有望眼欲穿的企盼,没有撕心裂肺的煎熬,没有痛不欲生的痴癫与疯狂,没有万死不悔的追求与等待,当成功到来之时你会有感慨万端的喜悦吗?在成功到来之后还会不会有刻骨铭心的幸福?或者,这喜悦能到什么程度?这幸福能被珍惜多久?会不会因为顺利而冲淡其魅力?会不会因为圆满而阻塞了渴望,而限制了想像,而丧失了激情,从而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是遵从了一套经济规律、一种生理程序、一个物理时间,心路却已荒芜,然后是腻烦,然后靠流言蜚语排遣这腻烦,继而是麻木,继而用插科打诨加剧这麻木——会不会?

享受着追寻与等待,这才是幸运,这才是真正的幸运,恰恰死亡之前这波澜壮阔的挥洒,这精彩纷呈的燃烧才是幸运者得天独厚的机会。你是一个幸运者,这一点你要牢记。所以你不能学那凡夫俗子的梦想,我们也不能满意这晴空朗日水静风平的设计。所谓好运,所谓幸福,显然不是一种客观的程序,而完全是心灵的感受,是强烈的幸福感罢了。幸福感,对了。没有痛苦和磨难你就不能强烈地感受到幸福,对了。那只是舒适只是平庸,不是好运不是幸福,这下对了。

那么狡猾一点儿可以吗?狡猾,唉,其实人们都多多少少地有那么一点儿狡猾,这虽不是优点但也不必算作缺点,凡要在这世界上生存下去的种类,有点儿狡猾也是在所难免。不过有一点需要明确:若是存心算计别人、不惜坑害别人的狡猾可不行,那样的人我怕大半没什么好下场。那样的人同样也不会懂得爱(他可能了解性,但他不懂得爱,他可能很容易猎获性器的快感,但他很难体验性爱的陶醉,因为他依靠的不是美的创造而仅仅是对美的赚取),况且这样的人一般来说都没有什么真正的才华和魅力,否则也无需选用了狡猾。不行。无论从哪个角度想,狡猾都不行。

对,过程,只剩了过程。对付绝境的办法只剩它了。不信你可以慢慢想一想,什么光荣呀,伟大呀,天才呀,壮烈呀,博学呀,这个呀那个呀,都不行,都不是绝境的对手,只要你最最关心的是目的而不是过程你无论怎样都得落入绝境,只要你仍然不从目的转向过程你就别想走出绝境。过程——只剩了它了。事实上你惟一具有的就是过程。一个只想(只想!)使过程精彩的人是无法被剥夺的,因为死神也无法将一个精彩的过程变成不精彩的过程,因为坏运也无法阻挡你去创造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你可以把死亡也变成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坏运更利于你去创造精彩的过程。于是绝境溃败了,它必然溃败。

记忆与印象1

对于故乡,我忽然有了新的理解:人的故乡,并不止于一块特定的土地,而是一种辽阔无比的心情,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这心情一经唤起,就是你已经回到了故乡。

她不过在我的童年中一闪而过。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母亲在世时我应该问过,但早已忘记。母亲去世后,那个名字就永远地熄灭了;那个名字之下的历史,那个名字之下的愿望,都已消散得无影无踪,如同从不存在。

我忽然问母亲:“二姥姥,她是你的什么人?”母亲似乎猝不及防,一时嗫嚅。我和母亲的目光在离母亲更近的地方碰了一下,我于是看出,我问中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

小时候我偶尔听见他,听见“姥爷”这个词,觉得这个词后面相应地应该有一个人。“他在哪儿?”“他已经死了。”这个词于是相应地有了一个人形的空白。时至今日,这空白中仍填画不出具体的音容举止。因此我听说他就像听说非洲,就像听说海底或宇宙黑洞,甚至就像听说死;他只是一个概念,一团无从接近的虚缈的飘动。

这里面必定隐匿着一个故事,悲惨的,或者竟是滑稽的故事。但我没有兴致去考证。我不想去调查、去搜集他的行迹。从小我就不敢问这个故事,现在还是不敢——不敢让它成为一个故事。故事有时候是必要的,有时候让人怀疑。故事难免为故事的要求所迫:动人心弦,感人泪下,起伏跌宕,总之它要的是引人入胜。结果呢,它仅仅是一个故事了。一些人真实的困苦变成了另一些人编织的愉快,一个时代的绝望与祈告,变成了另一个时代的潇洒的文字调遣,不能说这不正当,但其间总似拉开着一个巨大的空当,从中走漏了更要紧的东西。

“姥爷”这个词,留下来的不是故事,而是一个隐匿的故事,是我从童年到少年一直到青年的所有惧怕。我记得我从小就蹲在那片虚缈、飘动的人形空白下面,不敢抬头张望。所有童年的游戏里面都有它的阴影,所有的睡梦里都有它的嚣叫。我记得我一懂事便走在它的恐怖之中,所有少年的期待里面都有它在闪动,所有的憧憬之中都有它黑色的翅膀在扑打。

四十多年过去,大舅回来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白发驼背的老人。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弯下腰来问我:“嘿,你是谁?”那时我刚来到人间不久。现在轮到我问他了:你是谁?我确实在心里这样问着:你就是那个光彩照人的青年军官吗?我慢慢看他,寻找当年的踪影。但是,那个大步流星的大舅已随时间走失,换成一个步履迟缓的陌生人回来了。

我有一种希望,希望那四十多年中大舅曾经浪漫,曾经有过哪怕是短暂的浪漫时光。我希望那样的时光并未被时间磨尽,并未被现实湮灭,并未被“不可能”夺其美丽。我不知道是谁,曾使他夜不能寐,曾使他朝思暮想心醉神痴,使他接近过他离家出走时的向往,使那个风流倜傥的青年军官梦想成真,哪怕只在片刻之间……我希望他曾经这样,我希望不管现实如何或实际怎样,梦想,仍然还在这个人的心里,“不可能”惟消损着实际,并不能泯灭人的另一种存在。我愿意在舅母沉睡之时,他独自去拒马河寂静的长堤上漫步,心里不仅祈祷着现实,而因那美丽的浪漫并未死去,也祈祷着未来,祈祷着永远。

一九四八年,母亲十九岁,未来其实都已经写好了,站在我四十六岁的地方看,母亲的一生已在那一阵喜庆的唢呐声中一字一句地写好了,不可更改。那唢呐声,沿着时间,沿着阳光和季节,一路风尘雨雪,传到今天才听出它的哀婉和苍凉。可是,十九岁的母亲听见了什么?十九岁的新娘有着怎样的梦想?十九岁的少女走出这个院子的时候历史与她何干?她提着婚礼服的裙裾,走出屋门,有没有再看看这个院落?她小心或者急切地走出这间小屋,走过这条甬道,转过这个墙角,迈过这道门槛,然后驻足,抬眼望去,她看见了什么?

我坐在河边,想着母亲曾经就在这儿玩耍,就在这儿长大,也许她就攀过那棵树,也许她就戏过那片水,也许她就躺在这片草丛中想像未来,然后,她离开了这儿,走进了那个喧嚣的北京城,走进了一团说不清的历史。我转动轮椅,在河边慢慢走,想着:从那个坐在老槐树下读书的少女,到她的儿子终于来看望这座残破的宅院,这中间发生了多少事呀。我望着这条两端不见头的河,想:那顶花轿顺着这河岸走,锣鼓声渐渐远了,唢呐声或许伴母亲一路,那一段漫长的时间里她是怎样的心情?一个人,离开故土,离开童年和少年的梦境,大约都是一样——就像我去串联、去插队的时候一样,顾不上别的,单被前途的神秘所吸引,在那神秘中描画幸福与浪漫。

在那近乎残酷的声音里,孩子们懂得了怀念:以往的铃声,它到哪儿去了?惟有一点是确定的,它随着记忆走进了未来。

记忆与印象2

是呀,打死敌人你就是英雄,被敌人打死你就还是英雄,这可是多么值得!故而冲锋号一响,银幕上炮火横飞——一批年轻人撂倒了另一批年轻人,一些被怀念的恋人消灭了另一些被怀念的恋人——场内立刻一片欢腾。是嘛,少男少女们花钱买票是为什么来的?开心,兴奋,自由欢叫,激情涌泄。这让我想通了如今的“追星族”。少年狂热古今无异,给他个偶像他就发烧,终于烧到哪儿去就不好说。

我的良心仍不敢醒。但那孱弱的良心,昏然地能够看见奶奶独自走在乡间小路上的样子。还能看见:苍茫的天幕下走着的小恒,前面不远,是小恒妈踽踽而行的背影。或者还能看见:小恒紧走几步,追上母亲,母亲一如既往搂住他弱小且瑟缩的肩膀。荒风落日,旷野无声。

那时的日子好像过得特别饱满、色彩斑斓,仿佛一条充盈的溪水,顾自欢欣地流淌,绝不以为梦想与实际会有什么区别。

在那座废弃的古园里你去听吧,到处都是爱情故事。到那座荒芜的祭坛上你去想吧,把自古而今的爱情故事都放到那儿去,就是这一个爱情故事的全部。

“这个爱情故事,好像是个悲剧?”

“你说的是婚姻,爱情没有悲剧。”

对爱者而言,爱情怎么会是悲剧?对春天而言,秋天是它的悲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