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对所有的人都好脸相迎，这是我人生的一大原则。

正因为是简单的料理，严谨才尤为重要。

正因为不牵涉利害关系，才能纯粹地享受比赛过程，为每个动作或喜或忧。切实感受到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人，有强有弱，但都在流汗拼搏。拿到几块奖牌之类的事，与国家或国民的素质毫不相干。我对此感触良深。

魔鬼也罢，蔚蓝深海也罢，说不定并非存在于外部，很可能就存在于我们的内心世界。每当我想起那个深不可测的蓝洞，就会这样想。它永远潜伏在某处，等待着我们通过。这么一想，便无端地觉得人生实在可怖。

而且女孩们得到签名后，还会要求：“村上先生，请亲我一下。”我也出于无奈（假话！），只得起身亲吻她们的脸颊。老是这样的话，怎么能不耗费时间？出版社的人说：“因为时间有限，请不要再亲吻了。”但如此奢侈浪费的行径，我可做不出来，便说道：“不，身为一个作家，我得恪尽职责。”于是有求必应，一直亲到了最后。

如果是在难以拒绝的场合，就在角落里用小字简单地写个名字敷衍了事，就像怯懦的小狗在广场一角偷偷撒尿一般。

女人也一样。当自己声称“我已经是大婶啦”的时候（哪怕是玩笑或者谦虚），她就变成真正的大婶了。话语一旦说出口，就拥有这样的力量。真的。

我时常回忆起还没有手机、用啤酒起子中规中矩地喝瓶装啤酒的时代。那是个相当不错的时代。可是如果有人问我是否比现在更快乐，唔，我倒无言以对。

点酒时，我随意杜撰个鸡尾酒名字（比如“西伯利亚清风”之类），痞痞的酒保就会不动声色地胡乱调上一杯鸡尾酒递给我。真是一家不可思议的店。

我最怀念的，也许就是表参道的鳗鱼店了。那时候还没有“表参道之丘”，也没有路易·威登和贝纳通，没有半藏门线。岗亭里的警察永远显得无所事事，猫儿趴在洒满阳光的坐垫上熟睡。不过那猫儿当真对鳗鱼毫无兴趣吗？

比如说，我太太不喜欢吃油炸食品和火锅类，因此结婚后从不为我烹制这类菜肴，说是“有违人生信条”。话说到这个份上，就叫人无法反驳了。虽说是夫妻，可“请违背你的人生信条”之类的话，也万万说不出口。万一对方要求“那么请你也违背一下你的人生信条”，岂不叫人犯难。

然而唯独政治判断力，却是连他这种人也有所欠缺的。忘乎所以地弄出原子弹来倒也罢了，可就在实验迫在眉睫时，他却吓得面色苍白。“我造出了何等可怕的东西！”在原子弹扔到广岛之后，他对当时的杜鲁门总统说：“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总统面不改色，递给他一块叠得整整齐齐的手帕，说：“用这个擦擦。”政治家，可真厉害啊。

无非就是一张唱片罢了，竟然能兴奋到这种程度，难道你不觉得这非常幸福吗？你不觉得？哦哦，那也无所谓喽。

这或许是值得欢迎的局面。不过说实话，体制坚不可破的时候，才易于和它争斗。就是说，乌鸦们规规矩矩地停在高枝上，才更容易看清它们的阵容。而现在，什么才是值得挑战的对手、该对什么动怒才好，有点难以把握。只能聚精会神仔细观察了。

在迄今为止的人生中，我有过好几次真切地感到哀痛的经历。那是一种一旦经历，身体各处的结构就必将发生变化的残酷事件。当然，谁都不能毫发无损地走完一生。

小说也具备相同的功能。心灵的苦楚与哀痛虽然是个人的、孤立的东西，但在更深的层面上，又是可能与别人分担的东西，是能被悄然编织进共通的辽阔风景中的东西。正是它们，把这些告诉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