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七点是我身体产生类似时差反应的感觉，一种存在于不在、与周围环境保持距离、莫名脆弱的感觉。

起初本打算参加诗歌比赛。可是把最好的东西送出去跟野蛮人（或者阴险的人）角逐，我觉得有失身份。

在讲述这些情况的信中，口气是沉重而单调的，好像圣西尼借助书写官僚机构中的迷宫来驱赶心中的幽灵。

他已到中年，独身，已经习惯了挫折。他按照自己的方式讲究淡泊。带着骄傲和挑战的意味阅读司汤达的作品。

勒普兰斯打算生活和工作一切如常，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似的。但是，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试着写东西，但什么也写不出来。试着重读他心爱的作品，可是书页好像变成了白纸，或者字里行间时时发出神秘的信号。试着读书，但无法聚精会神，无法学习，无法享受阅读的快感。

诗人能忍耐一切。这等于说人能忍耐一切。但并非如此：人能忍耐的事不多。说的是真忍耐。反之，诗人可以忍耐一切。我们是凭借这样的信念成长起来的。这第一个议题是对的，但是会导致毁灭、疯狂、死亡。

埃尔南德斯说痛苦，也是从说痛苦起家的。而那些蹩脚诗人如同实验室里的动物一样备受折磨，尤其是在漫长的青春期里。

我不接受恩里克的解释，部分原因是懒，部分原因是为了满足我那被伤害的自尊心，于是不再管刊物的事了。

我瞅瞅恩里克，他脸上有笑容，意思是说“我是成年人，懂得要享受艺术的话，无需做荒唐可笑的事情，用不着写诗和低三下四”。

那时，我住在赫罗纳一个村庄的外面，陪伴我的只有一条母狗、五只猫，几乎没见过任何一位老熟人，当然偶尔也有什么人在我家落脚，但是，没有超过两天一夜的。不管是谁来，总是谈谈巴塞罗那的朋友、墨西哥的朋友，据我的回忆，从来没人跟我说起过恩里克·马丁。

信件非常分散，是南美诗人写的，他们迷失在南美洲各地，我和他们的书信往来是不定期的，内容介于暴躁和痛苦之间，忠实地反映了我们这些人的真实面貌——不再年轻，开始接受理想破灭的事实。

他回忆说，警察们给那些数字（659983+779511—336922，一些难以理解的玩意儿）拍了照片，还给从高处用毫不尊重人的眼神看着大家的恩里克拍了照片。前妻兼店员认为：那些数字是积累的欠款数额。的确，恩里克是有外债，但不太多，还不至于因此有人追杀他，但的确有债务。警察问她：那些数字前一天是不是已经出现在墙壁上了？她说：没有。后来又说：不知道。后来又说：不会有的。她老早就不进那个房间了。

他的自杀好像是返回他故乡星球的车票。

书稿有五十页，装订得很整齐。任何一页都没有数字和草图，主要是模仿米盖尔·埃尔南德斯写的诗，还有几首是模仿莱昂·费利佩的，几首是模仿布拉斯·德·奥特洛的，几首是模仿加布里埃尔·塞拉亚的。那天夜里我不能成眠。如今轮到我迅速离去了。

A的一举成名赋予他作品一种虚假的神态。这让B（一位如饥似渴的读者）难以忍受。起初，A在报刊上，后来更多地在自己作品的字里行间，武断地发表一切关于生存、人类和神的看法，口气沉重得如同院士，心态如同那种争取高升、赢得别人尊敬的文学家；还站在新贵的宝塔上，抨击可能玷污那面如今审视自己和世界的镜子的一切。概括起来说，在B眼里，A已经变成了伪君子。

到了A住的楼层，A站在开门处等着他呢。A高大，苍白，比照片上略胖。笑容里带着些许羞怯。B立刻觉得支撑他来A家的全部力气顷刻间消散了。喘喘气，努力微微一笑，伸出手去。心里想：一定要避免别扭的场面，尤其是避免伤心落泪。终于，A说出一句：你好吗？B说：很好。

B爱上了X。当然是一场不幸的爱情。B在一生的某个时期曾经准备为X献出一切，差不多跟一切热恋的男人所想、所说的一样。X跟B吹了。是用电话跟他说分手的。起初，当然啦，B难受啊。可是时间一长，像通常那样，就恢复正常了。正如电视剧里常说的，生活继续。岁月流逝。

到了晚上，X邀请B同床共枕。B打心眼里不想跟X睡觉，但是，接受了邀请。B次日醒来时再次爱上了X。但是，他爱上了X吗？还是爱上了这个恋爱的想法呢？

送别是亲热和绝望的。B坐的是卧铺，但是一直到很晚方才入睡。终于睡着以后，他梦见有个雪猴走在荒原上。那猴子走的路与他国接壤，可能失败。但他并不知晓，把机灵变成了意志：走夜路，寒冷的星星照耀荒原时才上路。

B在很长的时间里思索：一个人的情感和欲望怎么可能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呢？后来，他借酒浇愁或者到书里寻求安慰。时间一天天过去了。

时间——把B和X分开而B始终不明白的时间——在电话线里游走，缩小，拉长，B可以看到时间的部分特征。B不知不觉哭了起来。他明白X知道打电话的人是他。后来，他悄悄挂上了电话。

到此为止，这个故事平淡无奇，令人遗憾，但平淡无奇。B明白永远也别给X打电话了。

一周后，X的弟弟打电话告诉他：警察抓住了凶手。弟弟说：那小子经常打匿名电话骚扰我姐姐。B没吭声。X的弟弟说：是她过去的情人。B说：知道这事我很高兴。谢谢你给我打电话。接着，X的弟弟挂上了电话。B孤独一人了。

红发姑娘比较年轻，比较天真，比较不负责任，就是说，比较幸福（尽管那时我也年轻，也天真，也不负责任，可是却感到极不幸福）。

刹那间，周围只有我和她，心想：完全可以绑架她嘛。仅仅一想这种可能性就吓得我毛骨悚然了。她上上下下打量我一番。她的金发里有我不熟悉铅灰色（大概是染发的结果），眼睛很大，很甜蜜，呈杏仁褐色。说甜蜜不对，应该说宁静，令人惊叹的宁静，仿佛吸了毒品，或者像是做了脑电图，或者是个外星人。

他说，村人有时呆呆地望着地平线，望着渐渐消失在蜥蜴山后面的太阳，看见地平线是肉色的，像是垂死者的脊背。

两天后，我去他住的公寓找他。有人告诉我，他去北方了。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他。

据安妮回忆，马尔科的其余时间都关在家里，如果琳达有客人，他就钻进自己卧室，听广播，看电视，一心盼望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安妮记得，那是她一辈子最奇怪的性爱之一。旅馆的墙壁好像是肉做的。是准备烧烤的牛肉，无一例外。她一面做爱，一面望着墙壁，看见了有些东西在活动，它们在不规则的墙壁上跑来跑去，好像约翰·卡朋特的恐怖片，其实我一点也不记得那些片子的情节了。

有一段时间，大概两三个月吧，安妮以为自己爱上了鲁本，准备跟他永远住在墨西哥。但是，一天，她给父母打电话要钱买机票，跟鲁本说了一声“永别了”，就回旧金山去了。

安妮记得，一走进酒吧，一在柜台前坐下来，她就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羞愧，因为她知道，自己在钓第一个客人，明白酒吧里所有的人都知道她要干什么。她恨那条红裙子，恨那双红色高跟鞋，恨查尔斯的手枪，恨即将爆发，但迟迟不来的危机。

安妮记得，与托尼在一起如同生活在风平浪静的海湾。外面的世界，天天有暴风雨，人们生活在时时会发生亲历地震的担心中，大家都在谈论集体宣泄情绪。而她和托尼一头扎进平静的洞穴里。安妮说，平静是短暂的，但是可能的。

还有一件事：托尼从来不生气，从来不吵架，似乎认为极力让别人赞成自己的观点是无用的，似乎认为众人皆迷失了方向，一个迷路的人还给别人指路，实在是太自以为是。而且那条路不仅没人认识，更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一天，安妮不再爱托尼了。她离开了西雅图。她回了一趟旧金山，又跟保罗上床了，又跟别的男人睡觉了。还在琳达家里住了一段时间。托尼急得要命。每天夜里给她打电话，想知道她为什么要抛弃他。每天夜里，安妮都给他解释原因。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仅此而已，爱情结束了，也许让他和她结合在一起的根本不是什么爱情，而是别的什么。

二人说起死亡，说起死后有什么。拉尔夫说，死后一片虚无；比尔说，连虚无也没有。二人说起男人的一生，就是念书，工作和等死。

在西雅图机场的五个小时里，她坐在那里思考自己的生活和疾病，二者都很空虚，像构思巧妙的恐怖片，那种电影一开始并不可怕，但是最后总是把人吓得叫出来，还得闭上眼睛。她很想哭，但是哭不出来。

一天夜里，安妮和比尔做爱时，比尔建议要个儿子。安妮的回答简短而平静，就是一个字：不！因为她太年轻。但是，她内心觉得要喊叫出来，就是说，感觉到给她看到了喊与不喊之间的分界线。安妮记得，她觉得自己好像在地球最大的洞穴里睁开了眼睛。

二人在柜台前坐下来。我的视线很难离开他俩。好久没见过如此漂亮的一对男女了。二人非常自信。非常傲慢和令人不安。我想，整个咖啡馆都似乎应该给他俩下跪才成。

总的来看，她的冒险经历与我极相似。安妮认为，一种生活，或者一种青春生活，总是与另外一种相似，尽管客观上有所不同，甚至对立。我则认为，我和她在某种程度上走过了同样的道路，经历了同样的战争、冲突，接受了同样的情感教育。到了凌晨五点钟，也许更晚些，我俩上床，做爱。

“小眼”与那时大多数住在墨西哥城的智利流亡者不同：不拿参加过一场虚幻多于真实的抵抗运动吹牛，不常去流亡者聚会的圈子。

我俩聊了一会儿。他好像是半透明的。这是我那时的印象。“小眼”像是玻璃制作的。他的脸和他眼前的牛奶咖啡玻璃杯好像在交换信号，仿佛在广阔的宇宙中两个互相不理解的现象刚刚相遇，以更多的意愿而不是希望，要找到共同语言。

当天夜里，一回到旅馆他就流泪不止，为两个死去的男孩哭泣，为那些不曾相识的被阉割的男孩哭泣，为自己失去的青春岁月哭泣，为一切已经不再年轻的年轻人哭泣，为英年早逝的年轻人哭泣，为保卫阿连德的斗士们哭泣，为害怕保卫阿连德而战的人哭泣，接着，他给巴黎那位朋友打电话。

她还谈到丈夫，既不懂诗歌创作，也不懂写诗本身承载的痛苦。她一面说话，我一面一支接一支地抽巴利牌香烟，同时望着窗外的公路，心想这就是我生活中的灾难。

我看见地平线上有些山丘，公路就消失在那些山里。东边已经发黑。几天前，我在汽车旅馆里曾经想：沙漠里的夜色是什么颜色呢？这是一个愚蠢的修辞问题，里面寄托着我的未来，或许不是未来，而是我忍受心中痛苦的能力。

后来，那辆汽车或者运输卡车一经过那个地方之后过了几秒钟，我看见那车的灯光如何转了一圈，一道像是吸气般的绿光，冲破种种束缚，转瞬之间通过反射作用生动地悬挂在空中，那是一道类似大海、像海浪一样摇晃的光线，但仍然保持着土地的易碎性，像是绿色的波纹、奇特非凡、离群索居；那弯道上有什么东西，大概是一块招牌，破旧的屋顶，摊放在地上的硕大塑料布发出来的光线；但是，由于距离我们相当遥远，那光线像梦境，像奇迹，说到底，二者是一回事嘛。

过了一会儿，父亲来到了他身边。二人吃起辣酱绿鬣蜥肉来，喝更多的啤酒。黑衬衫服务员为父子俩打开了半导体收音机。于是，朦胧的热带音乐与树林的沙沙声以及公路上过往的车辆声混合在一起了。

服务员走了以后，B再次打开诗集，可是看不清字母了。于是，放下书，闭上眼睛，没听见绳索声，听见了空中的风声，热浪落在旅馆、落在旅馆周围树木上的沙沙声。他很想下游泳池。刹那间，他以为可以下水。

B换上泳衣，去海滩了。在海里游了一阵子，打算借助晚霞看书。看超现实主义诗人的作品，什么也看不懂。一个平和又孤独的人面临死亡。一群形象，都是受伤的。这是他惟一看明白的地方。实际上，那些形象像落日一样逐渐淡出，剩下的只有伤痕。一个二流诗人在等候去新大陆的签证时失踪了。一个二流诗人滞留法国地中海边某村镇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就失踪了。没人去调查。没发现尸体。B正要阅读多马尔的作品时，夜幕降临到海滩，他合上书，慢慢回旅馆去了。

有一阵子，B一面看着那白衣女子（第一次觉得她很美），一面想起居伊·罗塞：无声无息、温顺得像绵羊一样失踪了，同时响彻云霄（天空如血）的是纳粹的进行曲，想像着自己就是居伊·罗塞，一个被埋葬在阿卡普尔科荒郊野外的居伊·罗塞，消失得无影无踪。

U的声音让他联想起一些奇怪的回音，一部黑白默片：影片中，突然间，所有的人以令人难以理解的方式震耳欲聋地喊叫起来了。与此同时，在片子的中央，一个红色的凹纹越来越深，越来越向银幕四周发展。

这个故事应该到此结束了，但是，实际生活可比小说艰苦多了。

B再也没见到U和U妻。实际上，B已经不再需要U了，也不需要U潦倒的形象留下的明亮幽灵。

那座村庄旁边有一片森林。夜里的什么时候，U离开了正路，一头钻进了森林。第二天，一位农民发现U吊在一棵树上了。U用的是自己的皮带。看起来，此举并非易事。U的各类证件：护照、驾驶证、保险存折，是巡警找到的，都一一远离尸体的位置，好像U一路走在森林里一路抛撒证件，或者好像故意隐藏证件。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B漫步在巴黎街头。有时，走到什么博物馆门前，但是从不进门。有时，走到某个电影院门前，看看海报照片，走了。买书，翻一翻，从来不读完。在陌生的餐厅吃饭，饭后在桌边度过的时间很长，仿佛不是在巴黎，而是在农村，最惬意的就是吸烟和品尝甘菊茶。

B望着她半裸穿过客厅。他觉得这一切加上M父的旧书是个信号。什么信号呢？他不知道。但无论如何，是个可怕的信号。

他问：梦见什么了？女孩说：梦见不久前去世的母亲了。B在床上躺好，想：死人安静了。女孩仿佛猜中了他的心思，反驳说：生前和死后都安静不了。她百分之百地肯定说：无论哪一朝哪一代，人人如此。这话说得让B想哭，可没哭，而是睡着了。

M告诉他：有时她难过的时候，就开车出来胡乱兜风，仅仅为了在活动中好受一点。她说：有一次，我到了德国的不来梅港，可是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仅仅知道是在德国，仅仅知道上午就离开了布鲁塞尔，眼下已经是夜里了。B尽管猜到了答案，还是问她：你后来怎么办的？M说：掉头回去了。

晚饭时，M谈起了自己的生活。有那么一阵子，B甚至以为M在分析一生的经历呢。并非如此。她只说说少女生活，说说来去纽约的经历，说说她的不眠之夜。不说男朋友，不说工作，不说疯狂的生活。M喝酒。B抽烟，一支接着一支。有时，二人不望着对方，而是看看窗外驶过去的车子。

B说：是我呀。M问他：你怎么样啊？B说：很好。M问：找到亨利·勒菲弗了吗？B想：可能她刚才还在睡觉呢。接着，他说：没找到。M笑了。笑声好听。她笑着问道：你为什么关心他？B说：因为没人关心他。还因为他是好人。立刻，他想：这话不该说。又想：M要挂电话。他咬紧牙关，面部不由自主地抽搐起来。但是，M并没有挂上电话。

他发动车子，打开车灯。在他倒车前，我看见了一幅黑白影片里才有的不真实画面：枯树、杂草、马车道、垃圾堆的混合物以及墨西哥典型的农村风情。

后来，他说：你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感觉孤单吗？我说：是在人群里，因为我想到了这样可以跟上他的思维。但不是在人群里（我该想到这话），而是在死后，那是墨西哥惟一的孤独，伊拉普阿托惟一的孤独。

折磨我们的是没完没了的饥饿，每吃下一口东西，我们就越发贫困，越发瘦弱，越发丑陋，越发荒唐可笑。后来，我朋友返回伊拉普阿托，我留在了首都。我俩都以某种方式努力对各自生活的缓慢失败、对美学、对伦理、对墨西哥、对我们的破碎理想不感兴趣。

但是，打心眼里说，从内心深处说起，我看到了我们的姿态，看到了近乎超自然完美地谱写出的姿态。但是，我明白这些姿态推动我们前行的方向没有真正危险；还明白我们正以某种方式进入易受攻击的领域，如果不交痛苦或者惊讶的买路钱、今后永远会抱怨的买路钱，是无法离开这个领域的。

我们不会停止阅读，即使每本书总有读完的时候，如同我们不会停止生活，即使死亡必然来临。

离开那偏僻的地方之前，我明白关于那天夜里的经历我俩能说出来的甚少。我俩感觉很快活，但是毫不怀疑地知道（无需多说）对于我俩这番经历的性质没有能力思考或者识别。

我那本《二十首情诗》走了许多路。先是经过了智利南方的一些村镇，后来到过墨西哥城一些住宅，后来到过西班牙三座城市。

在巴塔耶什么文章里，他说：眼泪是交际的最后手段。于是，我放声大哭，不是正常的哭法，即让眼泪缓缓流下面颊，而是粗野的哭叫，泪如雨下，跟梦游仙境的爱丽丝差不多，要淹没一切。

伤心能死人吗？能。伤心能死人。饥饿能死人（但很痛苦）。甚至厌世也能死人。

我想念贝尔特兰·莫拉雷斯，想念罗德里格·里拉，想念马里奥·圣地亚哥，想念雷伊纳多·阿雷纳斯。想念那些死于刑讯台上的诗人们，想念那些死于艾滋病、吸毒过量的人们，想念一切相信拉美有天堂而死于拉美地狱的人们。我在想念他们的作品，可以让左派脱离耻辱和徒劳泥坑的作品。

在称之为“聂鲁达作品”的地窖里，埋伏着乌戈利诺准备吞食自己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