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电站是莫斯科直接管辖的。它不归我们管。”他说。

“核电站或许不是乌克兰的，”谢尔比茨基回答道，“但那块地和那些人可是乌克兰的。”

列加索夫惊愕地环顾四周，遍布对核物理一无所知的政客，以及不敢提出解决方案、迟疑不决、呆若木鸡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每个人都知道，必须得做点儿什么。但做什么呢？

这些科学家们不再视自己为身处纯物理象牙塔、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是挺身站在切尔诺贝利的一群无知蠢货和一场全球浩劫之间的唯一力量。将点阵打印机打印出的计算机模拟结果塞入行李箱，实验室负责人维亚切斯拉夫·皮什米尼坐上了最近的一班飞机，一架雅克-40行政专机，赶往基辅。

在中央集权国家的全力动员下，人员和设备从苏联的每一个加盟共和国，向切尔诺贝利潮涌而来。这支地球上规模最庞大的军队，一落地便投入了一场殊死决战。

官僚体制的束缚、计划目标的限制和经济优先度的考虑，全都被置之度外。只要一个电话，任何资源都能从苏联的几乎任何地方赶运到核电站：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隧道工程专家和轧制铅皮，来自列宁格勒的点焊机，来自车里雅宾斯克的石墨砌块，来自摩尔曼斯克的渔网，来自摩尔多瓦的325个潜水泵和3万套棉布工作服。

在考虑应当舍弃哪些物品时，一些人发现自己很难忍住眼中的泪水，他们意识到，自己可能永远都不会再次见到留在那些发了霉的房间里的一切了。

在这里，事故发生一年多之后，街灯依然会在夜晚亮起，安装在库尔恰托夫大街两边的音箱，有时也会奏出歌剧音乐。但悬挂在中央广场上方那些曾经鲜艳的三角旗，已经被太阳晒褪了颜色，渐渐残破；晾晒在公寓阳台上的那些洗干净的衣物也开始腐烂。然而，苏联当局仍努力维持着这座城市并未死亡，只是暂时睡去的幻象，仿佛不知哪天早上，它就会被归人们的脚步声惊醒。

一开始，既没有铺好的道路，也没有为住宅楼供暖的市政热电厂。但这里的居民年轻且充满热忱。第一批开抵现场的专家，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他们是核未来的先锋队，急切地想要用新技术改变祖国的面貌。对于他们来说，这些问题都是小事：为了在夜间保暖，他们全都穿着大衣睡觉。

在苏联停滞时期犯下的所有大错背后，是那些计划经济下的疯狂夺权、任人唯亲、人浮于事和铺张浪费……与单纯的社会主义（mere Socialism）不同，“真正的共产主义”（True Communism）是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每个人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个人人平等、人民当家作主的梦想。然而，当革命被政治压制所取代，实现这一精英统治下的香格里拉的最终日期，便被一再向后拖延。

日复一日地忍受领导们夹杂着污言秽语的尖声训话所带来的羞辱，在几乎每个工作单位都是司空见惯之事。这助长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文化，溜须拍马之徒学会了揣摩领导的意图，对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唯唯诺诺，同时又对自己的下级耀武扬威，百般威胁。当领导的提议需要投票表决时，他会理所应当地认为，每一次都能全票通过——暴力诚然战胜了理性。

它存在于一个经济泡沫之中，在举国物资短缺供给不足的荒漠中，这里是一个丰裕的绿洲。城中食品商店的货品供应甚至比基辅还要充足，能够买到猪肉和小牛肉、新鲜的黄瓜和西红柿以及多达5种香肠。在彩虹百货商场（Raduga），甚至有产自奥地利的成套餐具和法国香水，而且购物者完全不需要先排上好几年队。这里还有一座电影院、一所音乐学校、一个美容沙龙和一个游艇俱乐部。

在家庭录像和照片中，普里皮亚季的市民彼此留下的样貌，并不是了无生气的社会主义实验的牺牲品，而是一群划着船、扬着帆、跳着舞、试穿着新衣服的无忧无虑的年轻人，而他们的孩子，则在巨大的铁制大象或五颜六色的玩具卡车上开心玩耍。这是一群生活在未来之城里的乐观主义者。

等到两人完成工作时，一片诡异的静寂降临在他们和了无生气的机器周围。他们走到一个小阳台上吸了根烟。直到很久之后，他们才发现这根烟的代价：他们身下的通道散落着反应堆石墨砌块，在两人倚着阳台栏杆休息的时候，辐射无情地穿透了他们的身体。

水压不足以将水射入管道中，彼得罗夫斯基的个子又不够高，没法将消防水龙举到通风管道口。夏维要比他高出一头，但就在彼得罗夫斯基中士把沉重的铸铝水龙喷嘴递到夏维手上时，他突然失明了。

托图诺夫不停地呕吐，阿基莫夫几乎迈不动步子。不管他们如何用力，最后一个阀门怎么也打不开。最后，阿基莫夫被他的同志们从管道间里拉扯出来，两个人跌跌撞撞地走下楼梯，向四号机组控制室走去，一盏矿工灯为他们照亮了脚下的道路。

在散落一地的瓦砾碎片中摸索着走到脱气走廊尽头的高级机组工程师鲍里斯·斯托利亚尔丘克，从备用控制室的一扇破窗中探出身去，伸着脖子往下看。拂晓已至，天光大亮。斯托利亚尔丘克看到的景象，并没有把他吓到，但一个念头油然而生：

我还这么年轻，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四号反应堆已经不复存在。在它原本的位置上，是一座铀燃料和石墨块堆起的、火光明灭的火山——这团放射之火，将不可能被扑灭。

她手头有城市地图，但没办法复印。复印机可以被用来印制非法出版物，因此在苏联，使用为数极少的那些复印机的权力，牢牢掌握在克格勃手中。

普里亚涅齐尼科夫怀疑，事故的源头是灾难性的反应堆毁损，但没有辐射测量计，他无法说服自己的邻居相信这个离经叛道的想法。他劝服不了这些人，而且，作为一个父亲和祖父都死于政府手下的人，他也知道，再继续努力说服可能会是危险的。

直到过了夜半，这位核电站负责人才回到家，并带回一张许可证——他们怀孕的女儿和女婿可以凭着这张许可证，开上家用轿车穿过内务部警察布下的警戒线，逃离这座城市。他只停留了几分钟。他说，他必须得返回核电厂。“你知道，船长总是最后一个跳船逃生的。从现在起，”他对瓦莲京娜说，“家里就靠你了。”

新的一天开始了，内务部已经在普里皮亚季的内务部警察站设立了一个应急中心。值班的官员在官方日志上写下一系列记录。早上7点7分，他写道：“市民在安睡。早晨8点时，办公室会开始工作。情况正常。辐射水平在上升。”

就算谢尔比纳真的知道此时这些人周围的空气中急剧上升的污染水平，他也完全没有表现出来。这位委员会主席对待辐射危险的傲慢轻蔑态度，就如同一名骑兵军官纵马穿过炮火连天的战场。委员会中所有的人都以他为榜样：监测身边的放射性似乎成了不明智的做法。在这些部长中，洋溢着一股苏联式的英雄主义精神。

然而，当这个女人带着自己的行李箱返回公寓大楼时，她发现，普里皮亚季已经完全变了个样子。就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维克托·布留哈诺夫心爱的未来城市，已经成为一座鬼城。列宁大道两侧的阳台上，洗好的衣物晾在那里无人收起，在微风中飘来飘去。沙滩上荒无一人，餐馆里空空荡荡，游乐场中一片死寂。

“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人们不会理解的。”列加索夫说，“我们必须让大家看到我们在做点儿什么。”

“妈妈，我什么都没做错，”他说，“我做的一切都是按照操作规程来的。”

那天晚上，他给了卢德米拉一个惊喜：他求护士帮他偷偷带了一束花进来，送给卢德米拉，夫妻二人一道在他位于医院8楼的病房里看了五一劳动节的烟花。瓦西里还能站起来，两人看向窗外时，他用双臂搂着她。但他的情况已经逐渐恶化，无法再饮用她给他带来的鸡汤。医生建议试一下生鸡蛋，但他还是无法下咽。

阿基莫夫知道，他或许没办法活着离开医院了，在还能说话的时候，他告诉一位朋友，如果可以活下来，他希望可以追随自己狩猎的爱好，成为一名猎场看守人。卢巴建议说，他们可以和两个儿子住在河上，照管浮标，为船只导航，就像副总工程师佳特洛夫的父亲以前那样。不管发生了什么，阿基莫夫确定了一件事：“我再也不回核工业领域了。我什么都可以干……我可以从头来过，但绝对永远不再回反应堆了。”

“我在维也纳没有说谎，”两个月后，在苏联科学院做的一场报告中，列加索夫对他的同事说，“但我也没有讲出所有真相。”

对每一批新兵，他都会发表同样一番讲话：“你们中如果有任何一个人不想干这件事，或是感觉身体不适，可以马上离队！”许多人都很年轻，心里并不情愿，但如果他们不去的话，还有谁会去呢？

弗拉基米尔·乌萨坚科在三号机组和四号机组中一共执行了28次任务，总计在禁区中待了44天。但他没有在那里见过任何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他聊过天的每一个人，想的都只是赶快凑齐25雷姆的规定剂量限额，越早能回家越好。

尽管遭受了诸多羞辱，经历了重重磨难，最终的厄运显然无可避免。布留哈诺夫依然是塑造了他的那个体制的产物，他很明白，自己被期待在被告席上扮演怎样的角色。他丝毫没有偏离这个剧本。

第二天的午餐时间，列加索夫的儿子阿列克谢从工作单位回到步兵大街26号的家中，发现父亲的尸体悬挂在楼梯间中，脖子上套着绳索。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当一位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同事检查列加索夫办公室中的放射性时，他发现，所有物件都已经严重污染，没办法将它们归还死者家中。这些东西被封进一堆大塑料袋中，掩埋了事。在那之后不久，一位官员前往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的办公室，与他讨论谁能接替列加索夫的部分职责，这位85岁的老所长哭了出来。“为什么他抛下了我？”他说，“哎，为什么他抛下了我？”

原子能工业的官老爷们仍旧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在何种程度上失去了公众的信任。但因习惯了自己在乌托邦中备受崇敬的偶像地位，他们虽然发现自己面对着种种猜疑和敌意，却依然无动于衷，不屑一顾。

对于其他一些人来说，因为这场灾难而被从熟悉的世界中突然连根拔起，从而漂泊无依，四顾无援，由此带来的心理负担实在过于沉重，难以承受。

“我们知道，那个看不见的敌人正在身体内部像虫子一样吞食着我们。”尼古拉·安托什金将军说，他手下的直升机部队曾参与扑灭核燃料大火。“对我们来说，战争还在继续，我们正一点一点地从这个世界消失。”

那位从人间蒸发的机械师的遗体，便在这堵厚达3米且衬了一层铅的混凝土墙之后的某个地方，埋在数千吨瓦砾、沙子和扭曲变形的机器碎片之下。与他在一起的，还有四号反应堆熔化的堆芯，一团由铀、锆和其他堆芯元素形成的变幻莫测的物质，它们和30年前浩劫发生那天时一样，令人迷惑难解，却轻而易举便能置人于死地。

出狱后，布留哈诺夫走进了一个面目全非的世界。他曾忠贞不二地效劳过的苏联，曾经的铁板一块，如今正烟消云散，甚至连他作为切尔诺贝利灾难罪魁祸首的污名，也已经在更高级别、更不可告人的秘密罪行接连揭露时变得无足轻重。1991年12月26日，苏联最高法院刑事案件委员会主席给布留哈诺夫身在莫斯科的律师寄去了一封只有两行字的信，告知他，针对其当事人判决的上诉，已经在未复核的情况下被驳回，因为负责做出这个判决的国家已经不复存在。

他总结道，追问谁应该负有罪责——到底是“那些把步枪挂在墙上、意识到子弹已上了膛的人，还是那些漫不经心地扣下扳机的人”——已经不再有建设性。

他的观测记录，促使人们开始以新的视角打量这片隔离区，尽管看起来十分有悖直觉：事实证明，大自然能够以全新的、不可预测的方式完成自愈。在没有人存在的情况下，植物和动物在一个放射性伊甸园里茁壮成长，欣欣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