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师借给毛泽东一本他很喜欢的书，即官方的历史书《御批通鉴辑览》。这本书成为他随后采取下一步行动的出发点。比起教室里能够提供的资料，他更喜欢书中读到的敕令和皇帝们的备忘录，因此他决定自学一段时间。

就好像6个月是他能够集中注意力的限期，毛泽东把自己关在湖南省立图书馆里半年时间，像一名隐居修道士一样闭门读书。

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他就到了，晚上关门时他才离开。他像一座低着头的狮身人面像，趴在桌上读书，旁边堆着一摞书。他只在中午离开阅览室一会儿，买一块饼或是一个肉包子当午饭。

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现代西方的历史和地理。为拓宽视野，他也读小说、中国诗歌和希腊神话。他攻读了新近由改良派严复翻译成中文的亚当·斯密、赫伯特·斯宾塞、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和达尔文的主要著作，还有他曾在东山学堂时在《世界英雄豪杰传》中读到过的两位哲学家——卢梭和孟德斯鸠——的著作。

像杨昌济一样，毛泽东从未丢弃中国自己的文明这根支柱。如果说他急切地接受了西方思想，那他也是把这些思想当作医治重病的中国的药片和绷带。“国家为一有机体，犹人身之为一有机体也，非如机械然，可以拆卸之，而更可装置之也。”杨昌济这样写道，毛泽东同意这种观点。

对毛泽东来讲，它不单是为了身体健康。为什么要逆着风大声朗诵唐诗？当然不只是练嗓子，更是为了在意志力同一切阻力进行的搏斗中获取乐趣。

一天夜里，毛泽东突然来到蔡和森（他的一位志趣相投的朋友）的房间。外面下着暴雨，他全身浇得透湿——他刚从长沙著名的岳麓山山顶跑下来。朋友问他为何如此。他说，因为他想体验一下古老的《尚书》中那句话的感觉：“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

文章用词激烈：“运动宜蛮拙。骑突枪鸣，十荡十决。喑呜颓山岳，叱咤变风云，力拔项王之山，勇贯由基之札，其道盖存乎蛮拙，而无与于纤巧之事。”

文章的论点有三个紧紧相扣的环节。充分发挥体能是意志的表现，而意志是身体与心灵的纽带。锤炼出坚强的体魄，最终则是为战斗做准备。毛泽东写道：“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无论是锻炼身体、进行战斗，还是感受愉悦，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昌盛。

“国力苶弱，武风不振”，这是毛泽东文章的第一句话，随后文章完全围绕如何改变这种局面而展开。

此时，在毛泽东对生活的渴求中还没有政治运作的观念，面对一个需要更新的中国，他只有普罗米修斯式的责任感。“自信人生二百年。”后来他记起他当年曾这样说。

毛泽东认为，组织者的天才就在于，他能够把各种人的长处结合起来。他不应暴露别人的弱点，或者反复指责别人的弱点，而应当鼓励把所有积极的因素联合起来。毛泽东的父亲未能做到这一点，而毛泽东将会做到。

对于毛泽东这一代人来讲，旧中国已不再是一个统一的社会，甚至即将战火纷飞。传统的学问在一个军阀混战的时代没有任何意义。他也不能像在檀香山受过教育的孙中山那样，把自己看作一个西方化的中国人。他既不能像鱼一样“鱼翔浅底”，也不能像鸟一样“鹰击长空”。

毛泽东的风格是当混乱思想的澄清者，不容许任何自我放纵的自满情绪。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像一把尖刀。他会提出质疑、探究、进行检验并加以抵制。

毛泽东严于律己。对待自己，也如同一把尖刀。有一件事最能说明他进行自我修炼的方法：他有一个习惯，带着书到距第一师范不远的一个叫南门的最喧闹的地方去看书，为的是检验自己集中注意力的能力。这是培养英雄的小小路径。如果说他还没有能力塑造他周围的世界，但他已能够塑造自己了。

他把它草草地写在他那本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的页边上：“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

毛泽东在晚年提到他母亲时说：“我作为儿子不够格呀，生不能尽忠，死不能尽孝。我就是这样的人。”

毛泽东26岁生日前不久，他第一次离开家乡湖南省。

北京看上去是个了不起的大城市，但毛泽东的境况却不那么好。很多大学生在中小学的小池塘里是大鱼，但到了大学，感到又成了小鱼。毛泽东就体验到这种痛苦。他必须找个工作，否则无以度日。

杨教授住在北大后门附近的一所大房子里，毛泽东最初就和这所房子的看门人同住一间小屋子。后来他同另外七个湖南来的青年理想主义者在三眼井这个地方的一个大杂院里共同租住一间小房子。他们八个人并排睡在北方民居特有的炕上，空气中散发着体臭味。毛泽东回忆那些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的夜晚时说：“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8号。

在1918年至1919年间，毛泽东有一种很强的地方性感觉。对于北京的生活方式，他终生有一种爱恨莫名的情绪，根子就是这年冬天种下的。然而，毛泽东也找到了他自己的北京。他常常独来独往，发现了北京及其郊区对他个人的吸引力。

那是从文学和古文物爱好的角度，他发现了他所喜欢的北京。他徜徉在公园和宫殿之中。在西山和长城，他去触摸古代中国的石头。他凝望着北海岸边垂柳枝头晶莹的冰挂，回味着唐代诗人岑参的诗句，岑参在诗中生动感人地描绘了这种水晶般的冬天景象。这个湖南农家青年，更深地把自己同这一超越时代的文明联系在一起。

然而那一年冬天，毛泽东没有抓住马克思主义。在他心灵的坩埚里膨胀得更大的是无政府主义。他读克鲁泡特金比读马克思更多。比起系统性很强的德国人来，毛泽东更容易理解一位富有激情的俄国人。

像任何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毛泽东更了解他反对的是什么，而不太清楚他拥护的是什么。

这次学生运动的社会热情之高，至今仍是无可匹敌的，无论在中国还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学校里一半的时间在停课（理想的“真理”压过了现实的“真理”）。为了第二天举行新的抗议活动，他们通宵不眠，撰写政治宣言。学生们口袋里装上牙刷，背着毛巾裹着的雨伞，从长沙出发到周围地区去联络有共同理想的同伴。几乎每个人都和自己的家里人闹不和。

印刷得很粗糙的小册子大量出现，从小册子的名称就可以看出高昂情绪：《觉悟》、《女界钟》、《新文化》、《热潮》、《向上》、《奋争》、《新声》。

13岁的丁玲（后来成为中国最好的短篇小说作家之一）带领她的同班同学来到湖南省议会的议事厅，要求妇女同男性一样有平等的财产继承权。他们越是年轻，越是没有顾虑。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当时没有时间谈情说爱。”的确，男生和女生很正派地并排睡在一起。因政治活动而忙碌一整夜之后只能休息一两个小时，他们没有时间相互搂搂抱抱。毛泽东“三豪杰”之一的蔡和森和他聪明漂亮的妹妹蔡畅，三个人发誓永不结婚。但三个人后来都没有遵守他们的诺言，而毛泽东则三次食言。

这三个人并非不真诚，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同时在几个层次上生活，而且像美国的福音宣教士们一样，他们生活在各种矛盾中而似乎并不觉得不好意思。他们觉得没有时间付给爱情，但爱情却不知不觉中到来，常常使他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带上爱情的味道。

他的文章是革命性的。但在1919年的长沙，比起其他五六位理论家，马克思并不理所当然地成为革命的首席理论家。毛泽东的愿景，是一种更为公正的社会秩序。他有一种擅长组织的本领，但是至此，他还没有一种成熟的意识形态。

毛泽东认为有一系列的联合，汇聚起来将促成革命的潮流。目标很简单：“与立在我们对面的强权者害人者相抗。”妇女、黄包车夫、农夫、学生，人人都包括在内，并没有按阶级来划分。

毛泽东开始发表他的观点，这对他而言，是迈过了一道门槛。读书、学习、在教科书的页边上写出一万字的批注是一回事，在公众面前采取一种立场则是全新的另一回事。这是采取行动，是敞开自己的心扉，会造成一定后果。毛泽东现在不只是在探索自己周围的世界，而且是在采取步骤塑造这个世界。

从此时开始，毛泽东一生都反对自杀，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截肠决战，玉碎而亡，则真天下之至刚勇，而悲剧之最足以印人脑府的了。”像赵小姐那样自杀，并不是在反对腐朽的旧社会；那是对注定灭亡的制度的肯定，是去适应它。“与自杀而死，宁奋斗被杀而亡。”毛泽东这样阐明他的观点。

“在四千年的历史中，”他抱怨说，“湖南人未尝伸过腰，吐过气。湖南的历史，只是黑暗的历史，湖南的文明，只是灰色的文明！这是四千年来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结果。”

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已经分成两派。分歧点就是使毛泽东和萧瑜产生隔阂的那些议题。1919年发生在《新青年》拥护者中的一场争论，已经对这些议题做了概括：“谈论主义”还是“研究问题”？知识分子是用理智分析研究具体问题，还是在一种思想观念的指导下付诸一定的行动？

“代表们大多都不错，”毛泽东以老乡谈话的口吻对萧瑜说，他似乎在回味他已进入的这个更广阔的世界，“有些人还受过很好的教育，懂日语或英语。”

在1919年，无政府主义曾对他产生极大的吸引力。在那些形成他基本思想的年代里，为了服务于更大范围的社会，他十分强调个人的锻炼。的确，在1917年到1918年那段时间，他常常让人觉得像个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者。然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这几年间，他逐渐从主张自上而下地由一位强人促成变革，转而主张自下而上地通过革命进行变革。

在普通学校，“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毛泽东对主流教育的尖刻观点，引领他杜撰了“学阀”这个词。在中文里，它和“军阀”相呼应。“学阀”缺乏人情，他们把学知识当成商业行为，他们的教学方式就是打开水龙头，然后让学生自行饮用。

这是对中国历史由来已久的秩序的翻转。像一个西瓜或一只猫一样在政治上不受重视的最底层的工人，现在成为一个视自己为历史火车头的政党的成员。

但是在2月，毛泽东行动起来。他离开韶山，往来于湘潭各地及该县以外的地方。他住在农民家里，从他遇到的每个人那里详尽地了解事实和观点。

他的笔记本都记满了。这是毛泽东十分喜爱的那种第一手调查工作。他在绿色山间行走，似乎化解了在上海遭受的种种挫折

作为个人，毛泽东已经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从土地再回到土地。1910年，他作为一个造反者离开了韶山。那时对传统的反抗，只是出于一个孩子模糊的怀疑，觉得给他套上紧身衣束缚他的生命是不公正的。

1925年，毛泽东认为，造反不是一个受折磨的灵魂在拒绝服从，而是整个民族在寻求新的未来。他可以嘲笑自己以前对父亲的怀恨；真正的问题远不止这一点，不是心理上的而是政治上的。这样看来，他的父亲与其说是个恶人，不如说是个旧中国的遗老。

而北京一度受人蔑视的人力车夫，则在车上挂起了小牌子：“不拉英国人和日本人”

呼吁新社会是一回事，让人把你身下的轿子砸碎是另一回事。

毛泽东被卷进了这场逆转。在注定无望的形势下，他没有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把握能力。

当群众运动在1925—1926年处于高潮时，中共像法官一样小心翼翼。当它于1927年中受到重创时，中共突然迸发出激进的火焰。这就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尝试社会革命时的悲剧。

在赶往衡阳争取矿工们加入他的部队时，毛泽东被地主武装捉住了。他被押往一个场院执行枪毙。当接近终点时，毛泽东镇定而精明。首先他向另一名俘虏借了一些钱，随后试图贿赂看押他的人放他走。这个计划显然没有奏效。

离场地不足200米时，他决心逃走。他仍然精瘦得足以像闪电一样行动。他躲过了子弹，跑到池塘边的深草中藏身。

押解的部队追了过来，他们招募农民在草里搜索。毛泽东怀着一线希望静静地蜷缩着。有一两次，士兵们离他很近，他都可以伸出手去摸着他们了。有五六次他都不抱希望了，觉得他们肯定已经看见了他。

黄昏的到来救了他的命。士兵们停止搜寻去吃饭了。

虽然这似乎不是提出有争议的建议的时机，但在低潮时大胆行事是毛泽东的作风。

毛泽东似乎孤注一掷地投入大自然，好像他与他所选择要居住的峻峭山峰之间有一种秘密的、能使人活力四射的联系。毛泽东的那一小块中共机体，因其扎根于土壤，也许可以由于大自然自身的周期循环而重获生机。

“五四”的学生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是坚定的英雄。他们在前进的路上拿的是牙刷而不是枪，他们只是在口头上斗争激烈。毛泽东的真正创新之处，在于把三个方面结合在一起：枪杆子、农民力量、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其中任何一方面都不是先锋。但是，在把这三者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战略方面，他是先锋。

他一生中都相信，在战争中，人比武器更重要。其秘密很简单：战争是政治的一个分支，因此赢得人民的支持，对政治和战争都不可或缺。

在五十多年中，他从未丧失与敌人辩论的热情。

对于中共的以及莫斯科的一些人来说，在“高潮”这个词背后完全是空头理论。这种几乎是超越历史地认为高潮将至的前景描述，就像某些基督徒眼中的基督再来一样，在不信者的眼睛里，当前的情形与前景描绘相去甚远。

毛泽东坚持主张，每个班要有党小组，每个连队要有党支部，每个营都要有党的委员会。这就把遥远而抽象的党，化解为日常可见的东西，把党带到营地的篝火会上、带到每个持枪的人手中。

军官禁止打士兵。账目是公开的，每个人都可以检查。毛泽东在每次战斗之后都召集公开会议，谁都可以发言，可以对军官点名道姓地提出批评或表扬。有时军官会因为一次晚间讨论得出的意见而被降级。这样，作为教师和道德家的毛泽东创建了一种新的军事精神。

一周又一周过去了，井冈山不放心的村民们了解到，毛泽东推翻了千百年来的恶习。战士们帮助农民春播，给体弱者砍柴，返还向农民借的镰刀，从农民那里拿白菜要付钱，在年轻女孩附近过夜但不骚扰她们。似乎地覆天翻了。

毛泽东在努力展示一支占领军（中国人民对此太熟悉了）跟一支与百姓有鱼水关系的军队之间的差别。

与此同时，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在中国没有一个足够安全的地方可以召开这个会议，大会的任何一条决议都不能比这种严酷的事实更有说服力；也没有任何一条决议比这样的现实更重要：大会的报告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才到达井冈山。

毛泽东是否回想过他在历届中共代表大会上的角色呢？中共已经召开了六次代表大会。有两次（第一次和第三次）他正式参加了，有两次（第四次和第五次）他只是旁观者，还有两次他根本就没能参加。

毛泽东发现自己又陷入一种三角争斗中。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是中共—莫斯科—国民党的三角，现在的三角是中共（上海）—莫斯科—井冈山。

毛泽东在纸上常常具有挑衅性。然而，在党内斗争中，一支擅长辩论的笔并不总能给人带来好处。当同事们在实地工作中跟他在一起时（像朱德那样），他们发现他总是很有说服力，但是他在纸上的语气则常常激怒别人。他好像是在宣布真理，这让那些不同意这些观点的人恼怒。他应用典故的技巧是把双刃剑，这种技巧使他的表达生动，但如果同事们自己不会用典故的话，他们就不喜欢这种做法。

红军不可能是革命的单纯而简单的工具——毛泽东不是拿破仑——但是它的力量对革命来说至关重要，它是革命的保证。

如果李立三能够等到种子成熟就好了！二十年以后，毛泽东会做性急的李立三现在想要做的事——让红军开进中国熙熙攘攘的城市

毛泽东还有话要说：“有一天，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坐的是我。他们警告那时种我的地的人，说我回来看我的地了，看看地里有没有树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有砍掉的，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毛泽东感觉那个很安全的小世界总还使他牵挂。

毛泽东演示了他的革命的最终社会影响的讽刺性。中共取得政权改变了一切，因为它改变了中国社会中的“人”的地位，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中国社会中的“如何”（人的行为规范）做，所以它又几乎什么也没有改变。

毛泽东和朱德或许能击退蒋介石，但是要击退28个布尔什维克就困难得多了。1931年这一年对毛泽东来说是有吉又有凶。他把人民战争付诸实践，很有成效。但是中共党内的形势却是不祥的。

但是，对28个布尔什维克来说，毛泽东善于倾听村民愿意接受的意见，就证明他对马克思主义掌握得不好。

日本的侵略乌云又开始笼罩中华大地。它像遮住太阳的一片乌云，使得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作战显得十分古怪。他们究竟在为什么而战？难道这比保护中国不受外敌侵略更可贵吗？

他的目标不是抽象的社会主义方案，不是俄国革命的重复，并不是“另一个十月”就可以概括在江西山区里流汗流血的目的。他关于世界革命的梦想并不清晰。中国是底线。如果中国处于危险之中，那就没有什么比挽救中国更重要。中国没有了，那么一切关于革命的谈论就只是没有根的知识分子的空谈。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为蔡廷锴而公开发表不同意见，他的确还尖锐地批评蔡廷锴在共产主义和反动派之间寻求“不存在的第三条道路”。关键是毛泽东缺乏反潮流而制胜的影响力，而当他知道不可能取胜时，他是从不出击的。他随大流。他牺牲蔡廷锴，是为了守住他在江西政权中仍保有的一点权力。这是毛泽东怀着不安而回顾的一个插曲。

在毛泽东的农舍院子里，他们坐在柳条椅子里一口一口地抿着剩下的酒。当谈话转到缅怀往事时，毛泽东叹了口气，对这名他很熟悉的军官说：“唉，现在不再是井冈山同志们的天下了。”

毛泽东试图回到书本中。他随意作些笔记和批注，他写诗，而诗是他回归永远忠贞不贰的大自然的养心胜地，他教警卫员认字。但是，他不能使自己的精神解脱出来，总是惦记着美丽的山峦之外那些可怕事件的发展进程。在一个凄凉的时刻，他又病倒了。

毛泽东在这点上与28个布尔什维克的斗争，触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共是个临时处于转移中的国家政权（28个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还是一个有计划地进行疏散而缓慢成熟起来的政治运动，把回归土地作为以渐进的方式夺取全国政权的第一步（毛泽东的观点）？

中共第一次由一个不敬畏苏联的人领导。

警卫员二十多岁，叫陈昌奉，他逐渐地理解了毛泽东的准确要求和喜欢独处的习惯。在停下来准备过夜时，毛泽东会立即要开水喝。如果形势需要通宵工作，他会坚持让别人帮他保持清醒。陈昌奉必须迅速准备好一个工作的地方——一个山洞或者哪怕是一块干净的石头。

有的时候，毛泽东发现有机会奢侈一下。他的工作人员就会很高兴地为他安排在地主带院子的家中睡觉和工作一两个晚上，床上有稻草，桌子上还有难得的文房四宝和电话。

对毛泽东来说，找到一些香烟就足以使哪怕最灰暗的日子也明朗起来。有报告甚至说他的手下人曾用鸦片向敌方部队换取香烟。得不到烟草的时候，他就试验用各种有刺鼻气味的叶子作替代品，足显其机智灵活。李德也跟他一起做这种冒险试验；寻找一种东西好好吸一口，大概是这位爱挑剔的德国人和这位镇定的中国人之间唯一的共同爱好。

看似矛盾的是，这不是他退至个人情绪小圈子的阶段之一，反而是他成就公众事业的时候。他孤单一人，然而又系于集体使命之中。虽然子珍参加了长征，但在这十个月中间，她几乎没有陪伴毛泽东。那些在身旁为毛泽东服务的人，在他们很详细的回忆录中甚至都没有提到她。他和活下来的弟弟泽民，也没有经常的接触；毛泽民负责看管钱款、文件和装备。

另一方面，毛泽东还很少像长征途中那样写那么多诗词。“在马背上，人有的是时间，”20年后他怀旧地说，“可以找到字和韵节，可以思索。”他的诗句表达了大自然与历史的结合，这一点就是毛泽东最终成为革命家和亚洲首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秘密。

毛泽东在1935年最真实的形象是放眼远眺的诗人；是以农民的精明和将军的远见研读地图的战略家；是一位领袖，他远离家人或朋友，和他的热切而年轻的警卫员像哲学家那样交谈，或花15分钟教他的秘书几个生字。

他在大多数的伟大时刻都是独自一人，但也像山脉一样是公众的。在他充当中国的摩西的一年中，他与土地神交，似乎不需要妻子、朋友或顾问作为中介。

毛泽东和张国焘每人打造了一支带有个人印记的军队，谁也不想失去对自己带出的队伍的控制。

毛泽东在领导长征过程中所展现的政治才华，是他的远见卓识：他认为中共此后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担当全国抗击日本侵略的先锋。这项事业，把毛泽东主义的所有成分聚成互相关联的整体。它提出把大西北作为目的地，它提供了江西根据地惨败以后中共仍要生存下去的理由，它让共产党人走出了宗派主义的牢笼，使共产党人在无数不知道马克思是何许人的中国人眼中，成了爱国者。

此时，毛泽东已经使中共扎根于自己的土地上。他对中国的感受，比对任何事或任何人都更加深切。这让他能做28个布尔什维克不能做的事：使中国革命真正成为适合中国的革命。

由于共产党顽强地抗日，所以红军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像热带的藤蔓植物一样迅速发展起来。由于毛泽东既是共产党人，又是热情的民族主义者，故而他赢得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没有他就不可能赢得的胜利。由于他不容忍任何反对他的“延安道路”的意见，所以他排除掉了中共日益扩展的组织结构中每一点非毛泽东主义的成分。

所有这些都是由不会读也不会写的人所做的；他们烧掉日圆，因为他们不知道除中国的钱以外还有别的钱；他们第一次见到火车头就像十多岁的美国孩子可能会好奇地观察剑龙玩具一样；他们偶尔到了西安时，像男孩在汉堡包柜台前一样排起队来，等着轮到自己按一下电灯按钮，看着电灯泡在他手指的命令下亮起来。

他的一个警卫员出神地看他写《论持久战》。毛泽东坐在窑洞里的桌子前，蜡烛的光亮让他苍白的脸略显灰黄。他有两天没睡觉，只零零星星地吃一点东西。他浑身出汗，但只是用块湿毛巾擦擦脸。他的笔记本旁边放了一块石头，当手因为不停地书写而麻木时，他就攥攥石头以放松手指。

五天以后，写满了他那龙飞凤舞的字的稿纸，就越摞越高了。但是他的体重减轻了，眼睛布满了血丝。当他“赏脸”吃下他的工作人员为他热过不止一次的饭菜时，他们认为那是他们的重大胜利。与此同时，有才华的秘书们开始编辑修改毛泽东的书稿。

第七天，毛泽东突然疼痛得跳起来：由于他沉湎于写作，火盆里的火把他右脚穿的鞋烧了个窟窿。他喝了一杯酒，坐下来挥起毛笔继续向《论持久战》的结尾推进。第八天他犯了头疼，感觉虚弱，医生来跟他理论，但是他继续写下去，并在第九天完成了这篇文章。文章排印了80页。

史沫特莱跟斯诺（他最初觉得毛泽东很“怪异”）一样，很快就认识到关键的一点：毛泽东不再是一本打开的书，不可能一眼就做出判断。他正在变成一个圣人。而圣人，可以是深奥莫测的，而且可以放纵自己。

在毛泽东身上，正在形成一种帝王式的气象。他感觉中国历史的重任已落在自己肩上，这就是为什么他已失去了从前的一些自然的东西。而他自负的特质，则变得越来越强烈。

毛泽东在延安的权威是功能性的，他仍然可以让人觉得是个真实的人。

另一方面，毛泽东关于“改造”的观念，却是可怕的，它既源自马克思主义，也源自他孩童时期的创伤。事实证明，他具有权威性的性格，驱使他变成他父亲那种样子，而他父亲曾觉得年轻的泽东没有能力那样做。

的确，投票人没有在相互竞争的两组领导人之间进行选择的余地，然而，普通农民能说“我们的政府”这一事实，则是一个全新的现象。毛泽东在中国人对待其统治者的态度上，取得了根本性的改变。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被放进一个负有集体责任的封闭的组织中。在最初的时候似乎就存在着一种民主意识。

他恨他父亲。然而结果是，他父亲的幽灵仍然没有远离他自己的灵魂。他父亲不喜欢见到毛泽东看书，年轻的毛泽东造这种狭隘意识的反。但是，毛泽东心里有某种东西要蔑视读书学习，就像他父亲在韶山所做的那样。

毛泽东自己的婚姻起伏，也使他失去了对自由论的兴趣。他一直在问自己，爱情的意义是什么，就像他在和史沫特莱的谈话中说的那样。史沫特莱告诉他，她和印度人查托帕迪亚雅博士的婚姻情况。她告诉毛泽东，“查托”是她生命中唯一一次真正的爱情。毛泽东问史沫特莱，他们俩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表达爱意，以及是不是真正心灵的结合，他们为什么争吵并分手。“毛泽东告诉我说，”史沫特莱回忆说，“他经常怀疑，他在西方的诗和小说中看到的那种爱情是否真的存在，以及那会是什么样子。”

毛泽东在年轻时曾觉得，威吓是服务于真理的一个合适的武器。他从未愿意尊重别人犯错误的权利。在延安，这种本能开始具有国家政策的巨大威力。

蒋介石只是在对付相继而来的每一个危机的范围内表现出精明，他没有宽广的视野。毛泽东是以一个研究过历史的人的长远眼光看问题。

蒋介石只是个军人。毛泽东是个有思想的人，对他来说，枪杆子是个工具。在1943年，当共产党还很弱时，蒋介石本来可以和毛泽东达成有利于他自己的协议。但是，他不像毛泽东那样理解政治和战争之间的关系，他对共产主义问题只寻求军事解决，结果既丧失了军队，也失去了中国人民。

毛泽东自己对军队的看法不一样。从根本上说，它是动员起来的人民，既不是一种机械装置，也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只是政治斗争的一种模式而已。就像贾宝玉没有丢失那块玉一样，毛泽东绝不可能失去他的军队，但是蒋介石像是鬼魂附身似的总是害怕失去他的军队。

毛泽东赢得了夺取政权的战斗，同时他开始输掉保持纯洁性的战斗。他关于规模大是不是好事的矛盾心理越来越强，开始疑心表面得到的越多是不是可能实际得到的越少。

卧室看上去和书斋没有太大的不同。在木床的一边有一个巨大的长凳，上面的书摞得高高的。在床的另一边是一个痰盂。衣服像医生的白大褂似的挂在衣架上。窗外是一块菜地，毛泽东会在沉思默想时溜达出去，侍弄种在那里的豆角。这是帝王们所不做的。

在毛泽东的职业生涯中，1949年是真正的分水岭——民主比任何性格中的二重性都重要，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固有之意，“社会主义建设”正等待着他。到现在为止，毛泽东的“革命的理想主义”处于他“政治的现实主义”的控制之下。但是，未来的岁月，会完全颠倒两者的关系，毛泽东将会经常和自己作斗争。

毛泽东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确实在中国的过去存在着；它作为目标一直不能达到，是因为在共产党之前，没有人找到从起点到达这个目标的手段。

“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毛泽东在1949年中遗憾地说道，“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农村时期结束了，拿枪杆子的生活也结束了。前面是新的东西：预算问题，地区之间的争吵，官员之间的争斗，错综复杂的官僚体系，胜利所带来的道德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哲学还能意味着别的什么东西呢？探索已经结束，答案都在书架上。

被选中的文章经过润色，泥土气的形象比喻和俏皮话都消失了。某一支超过文学权威的笔，使作者免于犯下关于世界政治的若干小错误。编辑的笔还删去了年轻时的毛泽东关于某些亚洲国家如何有一天可能被并入中国的想法。

一块白色的毯子盖住了一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提法，也盖住了毛泽东在另外的语境下所说的对西方友好的若干言论。提到苏联但非赞扬的言论都没有了；甚至对李立三的批评，也因为怕得罪李立三在莫斯科的导师而被压住了。

1953年圣诞节前夜，在北京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双方摊牌了。毛泽东对高岗和饶漱石展开了攻击。两个人都被解除了职务。然后毛泽东退至浙江省，一连4个月见不到他的人。官方的说法是他在“休假”。这是个熟悉的模式。紧张让他生病了，他退避了很长一段时间；等他重新充好电，就又回到斗争中来。但是，高、饶斗争是解放以来第一次使毛泽东罹患严重的身心失调症的事件。

刘少奇主持会议。高和饶依次被叫进会议室听取对他们的指控。高岗进来了。他不承认进行了任何反党活动。然后他拔出手枪，把枪口对准太阳穴。紧挨着他的人撞了一下他的臂肘，子弹打穿了天花板。

这只是死亡的延期。后来高岗在狱中服毒自杀了。

它似乎不再是从前的那项事业。

革命意味着在工厂工作台旁一天的工作。它意味着学习毛泽东的思想。它意味着一个小女孩教奶奶认她刚刚从学校学来的汉字。它意味着北京来的年轻理想主义者作为干部走到农村，把共产主义的信息带给农民，而农民在他看来似乎只对天气和吃饱肚子感兴趣。

革命就是更好的健康，冗长的会议，纸糊的高帽子，关闭的寺庙，新的桥梁，配给券，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到来向“人民中国”致敬。

这样一个中国的愿景，并不完全是新的。“大家”，是中文表示“每个人”的词。帝王和臣民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父与子之间更高一层的版本。知县被称为“父母官”。没有人是真正与别人无关联的个体。每个人都有理由受到任何另外一个人的支配。

毛泽东的中国的目标，是一个家庭而不是一个有限公司。

这是个爱国的场合。居民们为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新的活力感到自豪。每个人都要尽一份社会职责，在不愁吃穿，工作稳定，生活安定的情况下，这种任务的辛劳对许多人来说是可以忍受的。

毛泽东知道很多关于外部世界的事。他坚持读书。20世纪中期的世界领导人中，没有一个——甚至包括戴高乐——像毛泽东那样自己读书并写出自己的发言稿。历史和地理是他外国知识的两根支柱。科学技术问题以及政党的更替，他并不很感兴趣。

毛泽东不能很容易地放松自己。他不怎么听音乐、玩牌，也不常参加宴会。传统的中国戏剧时不时地能使他感兴趣；他第一次看川剧时，发现川剧非常吸引人，以至他盯着舞台看时，一时间竟把香烟点着的一头放进嘴里。游泳和跳舞是他喜爱的娱乐方式。最先在延安倡导的舞会，在50年代延续下来。有一些舞会在中南海举行，还有一些在北京饭店或国际饭店举行。中南海的舞会，有一种家庭的氛围。

“十月革命还灵不灵？”毛泽东问自己和同事。他让这个问题悬着。在他有生的最后19年中，这个问题以一系列不同的方式一直悬在那里。

离开墓地以后，毛泽东漫步下山，向毛氏祠堂走去，但是他停住了，疑惑地寻找什么东西。他母亲以前为之烧香并在儿子生病时用香灰喂他的菩萨神位没有了。这是“大跃进”的牺牲品，砖头都用来修后院的高炉了，木头用做燃料。“多么可惜，”毛泽东对随行人员说，“应该留下的。没有钱求医，穷苦农民还要来求神许愿，吃香灰。神龛能给他们精神作用，给他们希望。人们需要这种帮助和鼓励。”

满头银发、步履蹒跚的贺子珍见到毛泽东很激动，但是几乎说不出话来。毛泽东很温情地对待她。他请她留下吃饭，但是她拒绝了。她走以后，毛泽东默默地坐着，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沉浸在忧郁之中。“她老得这个样了，”他自言自语说，“病得这个样了。”

毛泽东已经有多年没有感受到如此沉重的压力了。他无法入睡。在对彭德怀做出回答的头天夜里，他吃了三片安眠药，但是仍然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等着天亮。他像是东方的李尔王，受着折磨来到上午的会上。

莫斯科的世界是静态的；毛泽东的世界是流变的，而且他无法认同他周围当前的世界。

毛泽东选择的对付赫鲁晓夫的方法，是抛出泛泛的、无法正确估计的、没有谈判余地的主题。

他对美国的攻击，在语气上是嘲讽的，但却奇怪地有一种超然的心态。

作为一个普通人，毛泽东日益关心生活中那些特定的、零星的、简单的、不可预知的事情。

作为一个哲学家，他认为除非干部们诚心诚意地和群众一起，像二重奏一样共同参与到事业中去，否则中国的革命就没有希望。

六十多岁的毛泽东仍然是个复杂的人，但是，他不再容忍改造6.5亿人口的社会所需要的复杂机构。他希望能亲眼见到每件事，能伸出自己的手摸到中国革命的纹理。

红色中国真的不知道该如何为毛泽东贴标签；但是，它知道应该不为他贴什么标签。他是位将军；但是，控制枪杆子的这个党，不喜欢使用华而不实的军事职业术语。他变得像个皇帝；但是，不允许用语言把这种想象公然表示出来。

在20世纪50年代，他仍然不愿意给对手贴上“阶级敌人”的标签。他在跟东北的“独立王国”作斗争时，没有给高岗贴这一标签。另外，毛泽东迟至1957年10月还一直认为，由于社会主义政权得到巩固，阶级之间的斗争会逐渐消亡。所有这一切都在彭德怀事件之后改变了。他开始相信阶级斗争正在变得更加尖锐。这一次思想上的换挡使毛泽东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完全变成另一个人。

他的新思想像一团怪异但不致命的烟雾在北京上空盘旋。正如毛泽东自己注意到的那样，他认为阶级斗争仍然很激烈，这让同事们非常吃惊。但是，只要这种看法仍停留在语言上，他们就可以容忍。

在庐山上失去的，是中共的集体领导机制。从那以后，党成了一部被争相控制的机器，而不再是高于一切个人和争议的整体力量。

如果说红卫兵有时候似乎像宗教狂热分子，那么毛泽东则为他们提供了恰当的教义。他的思路让人想起“为爱上帝，从心所欲”这句格言。若干世纪以来，一些基督徒信奉这一格言。它认定，如果人的心在正确的地方，那么，善行就会像水向低处流一样自然地流淌出来。

从来没有机会无拘无束的一代人，现在终于可以发泄了。这些中学生，即使与真正的资本家面对面也未必能认出来，却指控与资本主义斗争了几十年的老革命们是资本主义的黑爪牙！

毛泽东看来好像忘记了，学生政治和管理一个7亿人口的国家的政治之间有很大差别，学生政治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和极其混杂的动机。

曾经写过长篇专著的这位哲学家写了200字的大字报。这位以前用几个小时的演说来说服他的追随者相信一项新政策好处的领袖，现在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仅仅举着一只手，面带凝滞的微笑。

这位曾经总希望他的学生进行独立思考的导师，现在似乎满足于让他们单调而有节奏地喊叫一句表示崇拜的话；而他们对这种话的理解，不比一个小孩子对他或她反复背诵的《教理问答》答案的理解好多少。

毛泽东为什么变了呢？因为在他老年时，他不再相信共产党的集体权威，而他自己的自我形象，也转为传统中国统治者的样子。因为，正如他对斯诺所说赫鲁晓夫缺乏个人崇拜这句话让人想到的，个人崇拜在他看来，在一个落后的社会中是必要的，即使这个社会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体制下。还因为，林彪为了自己的目的正在推进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缺乏精力和缺乏意愿两者加在一起，又使毛泽东对此听之任之。

在刘少奇看来，历史是向上的扶梯。在毛泽东看来，它是个波涛汹涌的海洋。对刘少奇来说，社会主义是门科学，要以理智的步骤加以追求。对毛泽东来说，社会主义是一种道德，不允许在最后的胜利中被扭曲。

毛泽东改变初衷的原因，是他对极左分子的派性感到沮丧。他们在打倒什么方面是杰出的，但是说到建设，则有成百上千的监工，却没有砌砖的工人。

他相信斗争对锻炼性格（一个个人的问题）有好处，同时又意识到上千万的人互相斗争将产生混乱（一个政治秩序的问题）。

毛泽东在1966年给妻子的信中曾经表达过，他对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包装成神奇的包治百病的灵药的做法感到愤怒。“我历来不相信，”他写道，“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到1969年，毛泽东怀疑，林彪奉承他是别有用心。

他嘲笑苏联“修正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不是因为他有明确的另一种观点，而是因为他对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的未来有些悲观，而他正在这一悲观的泥潭中苦苦挣扎。

国际关系作为一种过程让毛泽东极为着迷，他跟到访的政务活动家们也按这一思路进行讨论。他坚持一系列的价值观：变化的永恒性、斗争的无所不在、大规模军事设施的祸福兼有、空间本身的无用性。

毛泽东并不十分情愿地依赖周恩来。毕竟，周恩来的天性跟他不同。如果老谋深算的、率性的毛泽东是老虎和猴子的结合物，那么，周恩来则是个把保守主义知识界的传统延伸到共产党时代的人，而毛泽东痛恨这种传统。

毛泽东喜欢这个精力充沛而且爱斗嘴的陈毅，尽管并不总是喜欢他的观点；当阴谋似乎成了北京的正常情况时，失去一个总是直截了当地开炮的人，使毛泽东动了情。

林彪死了，毛泽东则身心俱损。

毛泽东的同事中几乎没人赞同他关于贫穷是优点的怀旧式战斗精神，邓小平也不赞成。然而，毛泽东善意地提到邓小平的名字，当时他正在向惠特拉姆解释中国的军队跟别的国家的军队不一样。毛泽东以邓小平的情况为例，说他“打过仗，懂军事”。

这些是船只失控的突然倾斜，还是表明存在着向不同方向推进的行动的迹象，抑或反映了毛泽东自己的前后不一呢？每种成分都有一些，但是最后一种成分相当大。

这个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就是由于毛泽东有统治之名而无统治之实，使得政治局瘫痪了。

“我真的嫉妒周恩来的婚姻。”毛泽东在不同寻常地提到他的总理的私生活时补充道。

会谈结束的时候，克立送了一件礼物，毛泽东好像在发愣。“他开始像孩子一样摆弄手里的雪茄盒，直到有人从他手里把雪茄盒拿开。”原来的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存在了。“所有的机智、知识、智慧突然间从他的眼睛里消失了。当我们握手时，他呆呆地从我头上看过去。”

从其民族主义和长期愿景的意义上看，毛泽东的战略前后是一致的。他不希望苏联和美国互相打起来，但他也不希望它们勾结起来对付中国。他希望他们相互之间不信任，从而让中国争取时间变得强大起来，成为可以与他们之一或二者相匹敌的对手。

在一系列令人心酸的对话中，毛泽东告诉他的护士吴旭君说，当他死的时候，他希望她不要在他身边。“我母亲去世前，”他解释说，“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我要让她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要离开一下。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同意了。你明白我为什么不要你在我跟前了吧？”护士说：“咱们别老说死的事吧。”但是毛泽东坚持要说。

“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吃了不少鱼，”他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他一面沉思，一面跟吴旭君谈论在自己葬礼上应作的贴切评论，他说出了这样的话：“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如果不死人，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毛泽东曾经是个焦虑的年轻人，现在他是个焦虑的老人。

年老的毛泽东认识不到，对70年代的普通的化学或物理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教育为革命服务”毫无意义。

当蒋南翔进来时，正在毛泽东的床边转来转去的江青警告他说，他就教育形势给毛泽东的汇报“不能超过三分钟”。蒋南翔曾是清华大学校长，现在对政策不再抱希望，他冷冷地低声说：“我的汇报30秒就够了。”他直截了当地为毛泽东概括说：“大学生在学中学的课本，他们的文化水平相当于小学生。”老年的毛泽东，这位教育衰落的幕后制造者，叹了口气说：“这样下去，要亡党、亡国。”

同时，邓小平确实从不是个深奥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很少提到马克思或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并逝世于上一个世纪，”邓小平在一次少有而典型的评论中说，“他们是伟大的，但我们不能指望他们能帮助我们解决今天的全部问题。”

毛泽东的确把自己看作圣人，圣人跟群众的直接联系不需要中间机构，而这种中间机构，正是属于现代意义的政治范畴。

外电总是说毛泽东去世后将带来不确定性。然而，毛泽东的存在长时间以来成为中国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而他辞世的时间，则是最大的不确定性。

毛泽东领导中共比现代任何人领导一个主要国家的时间都长。几亿中国人无法想象没有他的中国将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当有人要求80岁的张国焘就他老对手的去世发表评论时他说。“像我一样，”这位疲惫的老人没有怨恨地说，“毛泽东也是凡世之人，死亡只是时间问题。”

到下午4点，人群散去。自行车潮开始像往常一样涌过天安门，碾在追悼会留下的印有大会程序的废纸屑上。毛泽东时代结束了，邓小平时代即将诞生。